在華北各敵後抗日根據地，隨著抗日武裝迅速壯大，根據地不斷擴大，各系統的幹部學校和幹部訓練班，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和發展起來。1938年至1940年3月間，華北各抗日根據地的幹部學校，除抗大總校和華北聯合大學外，軍事學校系統有抗大第一、第二、第六分校，晉察冀軍區軍事學校，晉察冀邊區軍政幹部學校，冀南軍政幹部學校，八路軍晉南幹部學校，晉西北軍政幹部學校，山東魯南軍政幹部學校和膠東抗日軍政幹部學校等，八路軍各部隊還辦有隨營學校或教導隊。黨校系統除中共北方局黨校外，中共晉察冀分局和中共山東分局都辦起了黨校。各中共區黨委，如晉察冀、晉西北、冀南、晉東南（1939年12月分為太北、太南、太嶽三個區黨委）、魯南、魯西、膠東等區黨委，先後辦起了黨校。各中共地委一般都辦起了黨員幹部訓練班。此外，抗日民主政府和群眾團體也舉辦了各種幹部和專業學校以及幹部訓練班，如晉察冀邊區抗戰建國學院、白求恩衛生學校、晉察冀邊區群眾幹部學校、冀中抗戰學院、冀中民運幹部學校、冀南抗戰學院、晉東南民族革命幹部學校、晉東南抗戰學院、晉東南群眾幹部學校、山東省財政經濟學校、築先抗戰學校等。各幹部學校和訓練班培訓出大量幹部，他們絕大多數人經過抗戰烽火的鍛鍊和考驗，成為堅持華北敵後抗戰和建設根據地的骨幹力量。
同時，各地區的中等學校在抗戰前期亦以幹部教育為主，培養了一批青年軍、政、民幹部。
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推廣了延安在職幹部教育的經驗，從1940年開始，華北各抗日根據地普遍開始進行在職幹部的教育，提高了廣大幹部的思想覺悟和軍政素質。
新四軍挺進華中敵後，開闢敵後抗日根據地後，為滿足部隊和根據地發展和建設的需要，開辦了各種幹部學校。軍隊系統有新四軍教導隊（教導總隊），新四軍江北指揮部軍政幹部學校、蘇北指揮部幹部學校、皖東干部學校、鄂豫挺進縱隊隨營學校等。上述學校後分別改建、合建為抗大第四、第五分校等。新四軍各支隊都辦有教導隊或隨營學校。中共各地委和縣委大多辦有黨校或黨員幹部訓練班，各地區也辦有各種幹部訓練班。
各敵後抗日根據地透過開辦各類幹部學校和幹部訓練班，在不長的時間內培養出大批軍事、政治和其他各類專業幹部，保證了部隊和根據地建設的需要。
（二）群眾教育
敵後抗日根據地大多處於幾省交界的山區或農村，文化教育也極不發達。為提高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加強民族意識，動員群眾積極參加抗日，各根據地都把掃除群眾中、特別是青壯年中的文盲作為教育工作中的一項重要任務，而開辦冬學、民校對廣大群眾進行政治和文化教育，則成為完成上述任務所採用的主要形式。晉察冀邊區，1938年就認真開展了冬學運動。《抗敵報》發表專文論述開展冬學運動的意義及重要性，提出開辦冬學的10條具體辦法。該年，在阜平就辦起冬學190多處，入學人數達7600餘人，廣大群眾積極參加了冬學識字活動。
1939年的冬學是在日軍大規模的“掃蕩”中進行的，冬學與抗戰的政治任務相結合，形成了熱烈的群眾學習運動。據統計，這一年全邊區冬學增至5379處，比1938年增加了1倍，參加入數由1938年的18萬人增加到39萬餘人。各地在冬學運動的基礎上建立了午後半日學校、夜校、救亡室等，開展經常性的文化教育。晉冀豫、冀魯豫邊區，抗戰前文盲約佔人口總數的95～97％，經過幾年的冬學運動，文盲人數逐年減少。到1940年，已辦起冬學1801處，有73824人入學，佔文盲總數的23。5％。晉綏邊區的冬學運動，從1940年開始有了較大的發展。山東根據地從1939年開始利用冬學進行群眾教育。
1940年，僅泰山區7個縣就有14萬人參加了冬學，其中有2萬人識字300個以上。華中各敵後抗日根據地對成年群眾（主要是農民〕教育的主要形式是一年一度的冬學。辦學方針是“明理第一，識字第二”。華中——各根據地對辦學都很重視。據統計，蘇南常州、蘇州兩縣1940年曾動員組織80％左右的農村青壯年參加了冬學。
對兒童進行小學義務教育是群眾教育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各根據地建立初期，主要進行小學的恢復和小學教育的改革和提高，使小學教育普遍發展，並且出現全新的面貌。晉察冀邊區，1938年初，邊區政府認真進行小學的恢復和發展工作。規定原有的小學一律恢復，校址被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