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區在1941年的一年中，工人入伍的有4300多人；山東淄博礦區，從“七·七”事變到1937年12月，有4000多人加入八路軍或游擊隊。廣大工人除直接參軍參戰外，還積極參加抗日根據地的各項生產活動，為戰勝敵人的包圍、封鎖和堅持敵後游擊戰爭作貢獻。據統計，陝甘寧邊區在抗戰開始時只有工人70餘人，到1941年發展到6400親人。工業發達區和中心城市淪陷以後，一些工人帶著機器來到根據地，他們不要邊區政府任何投資，自己組織起來，成立生產合作社，由小到大，逐步形成生產能力，生產各種軍民用品，滿足根據地的需要。
三、廣大婦女積極投身於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具有光榮愛國主義傳統的中國婦女奮然而起，以空前的規模投入偉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
長期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實踐，使中國婦女深深懂得，要發揮婦女的作用，首先在於組織起來。因此，在盧溝橋事變後，全國各地婦女的抗日救亡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過去個別分散的鬥爭，透過各種組織彙集在一起，形成了婦女抗日救亡的洪流。
最早的全國性婦女抗日救亡組織是“中國婦女抗敵後援會”，由何香凝、宋慶齡等婦女領袖倡議於1937年7月22日在上海成立。在這個抗日救亡團體中，有知名人士宋靄齡、于鳳至、孫科夫人、蔡元培夫人、楊虎城夫人等。
成立的當天，何香凝宣佈該婦女組織成立的目的是：為了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奮鬥到底。婦女抗敵後援會成立後，立即分別通電各省，要求各省也成立相應的婦女組織。
1937年8月1日，在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參與下，在南京成立了由國民黨領導的“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簡稱“婦慰會”），宋美齡任主任委員。成立當天，宣佈該會的宗旨是發動海內外婦女同胞“輸才盡力”，為“保全國家的完整，保護民族的生命，應該盡人人的力量”。＇《中國婦女運動史》，春秋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417頁。＇
該會成立後，也致電全國，要求各省成立分會。在該會的號召下，全國大多數省市成立了以省長、市長夫人為首的婦慰分會。
何香凝領導的“中國婦女抗敵後援會”與宋美齡領導的“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在指導思想和工作方法上雖然不盡相同，但抗日救亡的目標是相同的。為了統一全國婦女抗日救亡運動，前者於1937年8月4日主動改稱“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上海分會”（簡稱上海婦慰分會）。據9月中旬的統計，該分會有團體會員20餘個。上述兩個婦女抗日救亡組織的成立，對於全國婦女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1938年初，由於黃河以北的華北地區和長江三角洲的淪陷，造成了成千上萬的流離失所的戰爭難民，其中兒童尤甚。為了拯救在戰火中掙扎的兒童，鄧穎超、沈鈞儒、郭沫若、李德全、劉清揚、沈滋九等人，聯絡各黨派和各界，於1938年3月10日在漢口成立“中國兒童保育會”，宋美齡、李德全分任正副理事長，鄧穎超為常務理事。這是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後建立的一個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婦女救亡團體。此後，廣東、廣西、安徽、四川、江西、浙江、福建、湖南、陝甘寧邊區以及香港、南洋各地華僑社會，都建立了“中國兒童保育會”的分會。
1938年5月，宋美齡邀請各黨各派各地區的婦女領袖到廬山舉行婦女工作談話會。中共方面的鄧穎超、孟慶樹參加了會議。會中，宋美齡提出將“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簡稱“婦指會”）改組並擴大成為全國性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建國的總機構。會議透過了《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建國工作大綱》。
廬山婦女工作談話會的召開，是國民黨領導的婦女運動由以反共為宗旨向以抗日力宗旨的一個轉變。“新生活運動”是蔣介石1934年2月在江西南昌提出的以“禮、義、廉、恥”為內容的宣揚封建道德的思想灌輸運動，其目的在於抵制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中國的迅速傳播。“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是推行“新生活運動”的工具，是一個反共組織，宋美齡將其改組為以抗日為宗旨的組織並容納了鄧穎超等共產黨員，形成了左、中、右各派力量聯合的抗日救亡團體，這無疑是一個積極的轉變。改組後的“婦指會”，在各派的共同努力下，做了許多有益於抗日的工作。在1938年淞滬會戰週年紀念時，該會僅在武漢一地就動員了400多個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