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這些構想沒有賺錢，它們教會了我數學。我發現只有當我用實在的數字解決現實問題時，數學才對我有意義。只有在計算得種多少棵聖誕樹，或者喂多少隻鸚鵡時，數字才會變得真切，我才喜歡用它。但在教室裡，我仍然是一個數學上的大傻瓜。我曾經作過一次十分可笑的智力測試，我不能對其中任何數學問題集中注意力，人們一點都不知道這些智力測試經常是由一些學者憑空想出來的，這些學者對於外界的問題往往束手無策，而我，喜歡做真正的商業計劃。 我想我的父母向我慢慢灌輸了反叛的性格因子。1967年1月和2月間，我和喬納森開始討論如何改變學校的規定。雖然當時才15歲，我父母教育我自信能改變世界，因此看到斯托學校的管理，我肯定我能做得更好。我認為規則需要打破，斯托學校擁有的規章制度和軍隊一樣多——在我和喬納森 ？吉姆斯看來，它們中的許多條款是過時的、漫無目標。我和喬納森尤其地如下規定感到憤怒：當校隊在其他學校比賽時，任何一個不參加比賽的人必須去觀看比賽。雖然我們可以每天下午去圖書館，卻被強迫在每個星期六看校隊比賽。   。。
2。你將來要麼進監獄，要麼是個百萬富翁（1963…1967）（2）
我知道如果不是因為膝傷，我一定能入選校隊，這令我倍感沮喪，我寫信給校長：“我反對被迫觀看比賽，這純粹是浪費時間。如果有人不能夠參加校隊，他應該有權利利用自己的時間。我知道這嚴重違反了傳統，但是我堅持己見。如果這看球賽的450人不把時間花在看球上，哪怕使用來擦白金漢宮的窗戶，他們的收益也一定超過‘觀看他人獲得什麼東西’”。 另外，我試圖改變學校的用餐制度： “我覺得要改善斯托，我們應該首先從社交上著手。許多男生渴望從有趣的談話獲得知識。談話最好的是時候是在吃飯時，但是在斯托，這是不可能。因為我們在大堂裡面吃飯時，每天都被安排坐在固定的座位上，身旁坐著同一個人。所以，我建議食堂裡可以自由選擇食物、自由入座，這樣不會浪費食物，還可以使你裁減至少一半的義大利和西班牙服務生。” 校長建議我把這些想法登在校刊上，但是我和喬納森想建立另一份觀點新穎的雜誌。我們想廢除勞役、體罰、強制性的教堂禮拜、看比賽和學拉丁文。所有的這些想法過於“革命”，無法在校刊《死拖人》（《史託人》）上發表，校刊的名字看起來倒是挺適合這些長期受罪的學生。 然後我們同其他有相似規章的中###系，慢慢地，創辦一家校際雜誌的想法產生了。我在筆記本上記下各種名字：《今日》《焦點》《1966》、《摩登不列顛》和《訪談》；寫出我想要出版的東西，然後又再計算盈虧，這使我領略到數學包含的趣味。 我從《名人錄》上搜集到250名社會名流的名字，在電話簿上找到潛在的廣告客戶。我也寫信給懷特？史密斯（注：英國最負盛名的書籍連鎖店，零售網路遍及全世界），問他是否能讓我的雜誌上架。這樣，寫稿人、廣告客戶、發行商和費用均已到位——至少在紙上，我已經寫下我的第一份商業計劃。 可是相關的數字看起來這項生意實在規模太小，所以我們決心擴大覆蓋面，納入更多的學校、技術學院和大學，這樣雜誌將面向更多的受眾，吸引廣告客戶。我們認為如果我們面向大學生，那麼高三學生也會購買；但是如果我們面向高三學生，那麼大學生將對此不感興趣。 我們決定起名為《學生》，因為當時流行談論“學生勢力”，經常有學生靜坐和示威，這是個年輕人的時代。媽媽借我4英鎊交電話費和郵資，喬納森的爸爸準備了信紙，印著“《學生》——英國青年的雜誌”，頂端伴隨一輪旭日東昇的logo。我們開始給所有的贊助商和廣告客戶寫信。 《學生》為我們提供了生活的新出口。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我在學校自己的房間裡開設辦公室，請求校長給我裝電話，他斷然拒絕了。我只好在公用電話亭打電話，但是我很快發現一個有用的招數：如果我告訴接線員投幣電話吞了我的錢卻斷了線，我可以免費再打一次電話，更妙的是接線員聽起來像秘書：“布蘭森先生找你。” 我列出一張人名名單，親自與他們一一聯絡。絕大多數人拒絕為一份還沒有出版的雜誌付廣告費，但是漸漸地我開始找到吸引他們注意力的方法。我打電話給國有威斯敏斯特銀行，告訴他們勞埃德家族銀行剛剛拿下一整版的廣告，他們是否想和勞埃德家族銀行一同登廣告？我還強調《學生》將是英國最大的青年雜誌。我又打電話給可口可樂公司，告訴他們百事公司剛預定了一個大廣告版面，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