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姚從吾推薦給朱家驊的人，大多與朱家驊有一定的學緣關係，或留學德國，或出身北大，或中研院同事等。在近代中國知識界，相同或不同的留學背景，常常是影響他們相互聚合或疏離的重要因素。顯然因為朱家驊的關係，西南聯大留德出身的教授，大部分被介紹加入了國民黨。姚從吾在致朱家驊的信中這樣寫道：“凡與先生有學誼者，第一虛心請其與黨合作，其次當使為黨之諍友，再其次亦為黨部之朋友。”《姚從吾致朱家驊函》（1942年6月3日）。被介紹者中，有的對入黨比較積極，有的雖不大情願，但礙於朋友“面子”不便拒絕而勉強加入。如史學系主任雷海宗，與姚相交甚密。姚對其反覆遊說，雷仍有些猶疑。姚請朱家驊親自出面邀雷入黨，雷礙於情面方表示允可。《姚從吾、王信忠致朱家驊函》（1942年11月？日，引者注：該函原件無時間，年月系根據信的內容推斷）；《朱家驊致雷海宗函》（1942年11月28日）；《雷海宗復朱家驊函》（1942年12月31日）。
聯大三常委之一的張伯苓是1941年加入國民黨的。最初孔祥熙曾讓行政院參事張平群動員張伯苓入黨。繼而貴州省政府秘書長鄭道儒亦向張作過同樣請求。最後是國民黨秘書長吳鐵城親赴張氏寓所，請其參加，並將黨證放置在張伯苓的桌上。張伯苓礙於情面，不好意思將黨證“璧還”，只好認可。參見《南開大學校史》，第271頁。
聯大教授中，考量個人政治前途而加入者亦不乏其人。其實黨票本身並不能提供更多政治機會，多是希望透過入黨而與朱家驊建立私人關係。姚從吾在私下裡一再批評聯大教授“大半”志在利祿，“利害觀念太重”。他致信朱家驊說：聯大教授“大抵學有專長，各有獨見，均願與政府及*中樞要人私人發生關係，以言黨務，則均事規避，故黨務工作推行實難”。《姚從吾致朱家驊函》（1942年2月10日）。之所以如此，與國民黨的組織體制大有關係。國民黨雖然號稱“以黨治國”，但在人事任用和晉升時，黨籍有無，實無關宏旨。對謀職謀位者而言，關鍵是有無奧援，有無私人背景。
教授入黨的情境（4）
戰時國民黨發展黨員，有幾種不同途徑：一是透過基層區分部介紹、吸收，這是正途；二是集體入黨，軍隊士兵入黨大多采取這一方式；三是由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組織部與各省市黨部直接徵求，特許入黨，這種方式主要面向知識精英和各界名流。參見拙著《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第300~302頁。透過朱家驊介紹特許入黨，一則可以體現自己的特殊身份，二則可以藉機與介紹人建立私人交情。聯大教授中那些想與“*中樞要人”發生私人關係者，亦希望藉由朱家驊介紹入黨而與朱建立私誼，對國民黨的“公”組織並無多大興趣。
為了迎合這種心理，姚從吾在介紹教授入黨時，經常轉請朱家驊親自寫信邀請；每當有黨員教授赴重慶時，姚會函請朱家驊親自接見他們，以示籠絡。此種情形不止在聯大，在其他大學也同樣存在。如中山大學區黨部書記任國榮在給朱家驊的信中寫道：“區黨部之執行委員會已無形解散，本可從新選舉，但一般心理，皆極願與鈞長髮生直接關係。故鄙見以為不如仍由中央選派。”《任國榮致朱家驊函》（1944年1月20日），《朱家驊檔？學校黨務卷》：95…（5）。任國榮所稱的“一般心理”值得注意：大學區黨部委員不願自下而上地由黨員選舉產生，而極願由中央自上而下地選派。所謂“中央選派”者，實際上由朱家驊選派。被選派者即多因此而與朱氏個人結緣，或進而成為“朱派”中的一員。朱家驊本人顯然也樂意利用此種“一般心理”，以網羅人馬，壯大自己的派系勢力。就派系屬性論，朱家驊原本與CC系較為親近，但自其接掌中央組織部長後，開始自組班底，另樹一幟。由於朱家驊在學界政界均有相當的地位與歷史基礎，自立門戶後，很快成長為戰時一大新生派系，並逐漸與CC系形成分庭抗禮之勢。據長期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秘書長的王子壯觀察，戰時朱家驊系與CC系在地方層級的衝突相當激烈。“蔣先生對於其幹部，似採牽制政策，果夫立夫組黨十年而有所組織，自然在黨中形成一個力量，朱騮先（家驊）來長組織，因其在學界政界均有相當之地位，故其措施不能悉循舊軌，於是下級衝突公然暴露，如河南、陝西、山東等省均因此而致工作於停頓，更談不上下級之健全。”見《王子壯日記》第9冊，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