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非完全聽命於黨的操控。幫口首領由“封建”式的工頭，搖身一變為現代“工人領袖”或黨的支部書記後，利用工會和黨組織所賦予的新的政治身份，反過來控制和壓迫工人，並在黨組織與工人之間上下其手，既挾黨的權威以令工人，又借工人的名義脅迫黨。這意味著*在利用幫口的同時，也反被幫口所利用。工頭介乎黨組織與工人之間，實際隔斷了黨組織與工人群眾的直接聯絡。
20年代上海的黨員80％以上是工人，工人黨員80％又集中於紗廠。上海工人運動幾乎成了紗廠工人運動。黨的組織觸角所伸展的範圍其實十分有限，尚未廣泛深入到普通市民群眾中去。當然，20年代*的政治力量與組織力量並不完全相稱，如工人黨員雖然只有兩千左右，而在*組織影響下的工人大約有10萬；學生黨員只有一兩百人，而實際受*黨、團號召的學生則有五六千人。五卅運動中，*有過以一兩百個黨員組織領導數十萬工人*的輝煌紀錄，並於1927年3月成功發動第三次武裝起義。故*自認為“組織力量弱，政治力量強”。
五卅運動的成功發動，使*感覺到革命動員並沒有預想的那麼難。然而五卅有兩大支撐不可忽視：一是民族主義的精神基礎，二是鉅額捐款的物質基礎。張國燾回憶說：“也許有人只知道五卅運動的藍圖是*所預擬的，但我卻認為民族主義的影響，即對*本身說來，也是超過一切的。”張國燾：《我的回憶》（2），第30頁。五卅使*積累了豐富的工人運動經驗，但也遺留下一些令*十分頭痛的“惡習”。五卅期間多達300萬的鉅額捐款，使一般工人養成了*依賴救濟的思想，也使“工人領袖”養成了從中“揩油”的習慣。而且這一“*要發救濟費”的觀念，實際上也得到了*的某種認同，以至於*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救濟費的有無或多少。這無疑給*增添了相當大的經濟壓力。
在一般的認知中，青年團只是*的後備軍，不具有獨立的個性。早期的情形並非如此。團與黨幾乎同時建立，而且早期團的組織系統具有相對獨立性。兩者的關係更像是兄弟關係而非父子關係。由於團在人才和組織效能方面均優於黨，導致團與黨之間構成一種競爭乃至頡頏的格局。
20年代的*在不同的地域表現出不同的特色，如農運方面，湖南比廣東激進，而工運方面，則上海較漢口溫和。上海區委明確表示，上海工運不希望蹈漢口的覆轍，採取改良行動，避免幼稚行為；《上海區委召開活動分子會議記錄》（1926年12月17日），《上海檔案》乙5，第117頁。既要使工人不太消沉，也要抑制工人過分囂張；《上海區委主席團會議記錄》（1926年7月9日），《上海檔案》乙3，第38頁。在後期還一度與商人資本家以及幫會頭目建立聯合戰線。1926年底上海區委的報告反映：“工人群眾都太信任蔣介石。”《上海區委召開活動分子會議記錄》（1926年12月17日），《上海檔案》乙5，第116頁。“一般工人群眾把蔣介石當做‘萬家生佛’看”。羅亦農：《最近政治黨務的概況及今後上海工作進行之方針》（1926年12月25日），《上海檔案》甲2，第123頁。這提示我們，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工人運動，並非因為上海工人運動如何激烈反蔣，而主要是蔣對*政治組織力量的恐懼。
早期*各地方組織形態不盡一致，在都市和鄉村的遭際和應對更是不同。過去學界更多地關注*高層決策及其“共性”的一面，而對*地方組織的差異性關注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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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入黨，學生入團（1）
姚從吾因與朱家驊有前後留德以及在北大求學、任教等“學緣”關係而深得朱家驊的信任。姚與朱同歲，但姚對朱執弟子禮，敬重有加。當朱家驊代理三青團書記長（1938年7月至1939年8月）時，姚被任命為聯大三青團籌備主任。
姚從吾在籌備聯大三青團之初，就建議朱家驊：教職員與學生應分別組織黨部與團部。姚從吾認為，學生與教職員，年齡不同，地位不同，心理與見解亦各別。教授利害觀念太重，不易組織，加之身家牽累，活氣已竭；而青年學生，則英俊濟濟，思想活潑。因此他建議學校的政治組織應以學生為中心。教職員因“保守落後”只宜加入國民黨，青年團則專吸收“思想進步”的學生；學校黨部只可作為學校團部的輔佐和陪襯，不能妨害學生青年團的進行。在姚從吾看來，“教職員中，小組織甚多，大半志在利祿。年來政府多方延攬，參政服官者，其數已眾，所餘非庸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