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同墨索里尼的憂慮相比，這隻能算是一個小小的安慰，他憂慮的是，如果議和的談判在往後幾個月內再不開始，如果義大利在整個戰爭過程中始終保持不交戰，它就將喪失掉自己在和會上的地位，喪失掉最後的機會，再也不能對西方國家和在東南歐實現自己的要求，再也不能永遠樹立起自己的大國地位了。義大利也決不能跟德國疏遠到這樣的地步，以致危及與德國進行合作和要德國重新提出保證的政策，這項政策是在1936年以後逐漸形成的，一部分用意在於限制德國的勢力擴張得越過勃倫納山口或向的裡雅斯特擴張。義大利的地位處於互相交戰的歐洲列強中間，根據墨索里尼的看法，它無法既保持絕對的中立，又不把自己的地位貶低到象一個大型的瑞土那樣，結果降格為歐洲政治足球聯賽的乙級隊（據說他在1940年1月曾同內閣這樣說過）。可是，甚至墨索里尼也認識到，義大利介入戰爭的時間，越遲越好。它必須要打的仗，越短越好。它能抓緊越多的時間來武裝自己，它的介入能使局勢發生變化和使戰爭結束的機會就越多。介入，只有站在德國的一邊，這不但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政策上的完全改變，而且也太危險了；因為，假如在西線繼續進行圍城戰，而英法兩國卻不做任何事來幫助義大利，那麼它就要落到波蘭那樣的下場。事實上，畏懼德國的心理，在墨索里尼的考慮中顯然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即使如此，這位最不現實的“現實主義者”，仍然繼續不很認真地考慮著在地中海或巴爾幹進行一場“並行”的戰爭，就象1937年11月間當英法忙於同義大利交戰時，希特勒提議佔領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樣。
蘇聯入侵波蘭，使義大利的處境更加複雜。在官方的鼓勵下，作了一些努力（例如在博塔伊的《法西斯評論》中），把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和蘇聯的共產主義看作幾種殊途同歸的思想體系，或是把蘇維埃主義叫做“斯拉夫式的法西斯主義”，但是，法西斯的統治集團，一旦同公眾的輿論協調一致以後，就堅決地傾向於反共。此外，俄國進軍東歐，威脅了義大利在多瑙河和巴爾幹的勢力範圍，而德國採取的對策，則可能證明是把毛病越醫越糟。一個持久的德蘇協約，將不會有助於使德意軸心在德國得人心，相反，卻可能貶低這個軸心在納粹黨眼中的價值，結果會使義大利再度成為歐洲的“單幹戶”。
其他一些更加出於個人的考慮，也對墨索里尼的心理起了影響。他過去經常鼓勵義大利人鋌而走險，1937年9月，他在五月廣場曾向德國的民眾保證，法西斯主義將同其盟友並肩進軍，戰鬥到底，他在不久以前還引用過但丁在蔑視那些罰入地獄的人們時所說的話，認為這些人由於摒棄了採取行動的機會而“被上帝也被他的敵人所憎惡”，然而這時卻被迫斷然拒絕介入，袖手旁觀，讓希特勒去獨力作戰，這樣，自己究竟算在扮演什麼角色呢？使他更加痛苦的是，他不久就發現，儘管希特勒幾次作了宣告，德國人仍在指責義大利背信棄義地背棄盟友，而且還不是第一次叛離了。齊亞諾描述，墨索里尼被德國人取得的勝利深深地震動了，對德國時而不滿，時而懷疑，他渴望自己在東南方進行冒險；他一會兒準備宣佈中立，一會兒又準備同希特勒討論介入的事。齊亞諾說，墨索里尼的特點是，每逢他覺得自己面臨僵局，或者需要在兩種禍害中作出選擇時，他就要發洩一通好戰的情緒，不過，甚至在這種場合，齊亞諾可能也有些言過其實。齊亞諾自稱，他曾希望發生一場長期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義大利將隔幾年再介入，也許站在盟國的一邊介入，以反對德國和俄國，這使人們有時得到這樣的印象，認為他之所以在《日記》中記下上述內容，是由於他希望，如果發生這樣一場戰爭，他已早有準備，好用這些內容來證明他自己是正確的，並取悅於人。
在宣告不交戰的時候，是非常強調以下各點的：強調義大利的行動自由；強調它決心只考慮自身的利益；強調在對德國承擔的義務方面是問心無愧的；強調它為防止戰爭和在公正地修訂凡爾賽和約的基礎上達成一項和約所作的努力；以及強調它在穩定地中海和巴爾幹的局勢方面所起的影響。墨索里尼在9月23日向波倫亞的法西斯黨高階幹部講話時，宣稱義大利將武裝自己，準備應付任何挑戰，並將支援任何恢復和平的努力；宣稱與此同時他的同胞必須沉默、警惕、勤勉，並要剋制，不要在船的航向問題上與領航員糾纏。雖然，他在9月30日向熱那亞的法西斯黨高階幹部發表的一篇“非正式”講話中，反覆地談到義大利在地中海“受監禁”的情況和戰爭的可能性，然而他堅決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