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希特勒最近採取的各項措施的效果時，不得不承認：
這些措施遭到司法界猛烈的反對。同過去盛行的關於地方官獨立的概念徹底決裂……據說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方官深為不滿的批評。據說，在某些情況下，這甚至引起對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公開加以指責。
黨外的報紙繼續發出一些剋制性的呼聲，重複著弗朗克為“法律保障”和“法律感情”提出的要求。最後，按照弗朗克的看法，他的立場起了這樣的作用：使《褐衫隊》不再攻擊律師，使戈培爾也下令禁止報刊進一步發表貶低律師的言論。
另一方面，新的司法部長蒂拉克也發覺，要建立起希特勒所指望的那種“國家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並不容易。在以後的幾個月裡，他設法使法官更為徹底地從屬於司法部，從而促使司法部門納粹化。1942年9月18日，蒂拉克在希姆萊的“司令部”裡同他會談了五個半小時後，達成了一項協議。根據這一協議，蒂拉克盡力使“司法”工作同保安警察和保安處的活動更為一致。他還想簡化刑事裁判。然而，儘管他可以象1942年9月29日在柏林發表的演說中提出的那樣，聲稱自己已經克服了“黨對司法方面的不信任”，但是他的激進派同夥卻對他大感失望。據戈培爾說，人們結果發覺他並不是一個“理想的司法部長”。雖然蒂拉克總算一直留任到德國投降時為止，他的國務秘書和得力助手羅滕貝格爾卻於1944年1月被解職，由部內秘書長赫伯特·克勒姆接替。克勒姆是納粹黨辦公廳Ⅲ…C組的組長，一直負責處理納粹黨對“不滿意的”法院判決所提出的控訴。因此，德國司法方面的這場危機最終造成了一種僵持狀態，其結果既不能使徹底的革命派滿意，又不能使反對派滿意，因為革命派想同過去完全一刀兩斷，而反對派則認為：至少在德國生活的這一方面，國家社會主義必須準備同傳統妥協。
希特勒於1942年9月30日在體育館發表演說時，竭力向德國人民保證：比1941…1942年冬季“更為嚴重的”危機，“不可能，也決不會臨到”他們頭上。這種保證是必要的，因為在戰爭餘下的時期德國國內生活方面一直存在的逐漸束緊褲帶的苦日子業已開始。德國人已經經歷了1941年禁止投遞聖誕節祝賀信的禁令，開始徵收寒衣的工作，工業的初步“集中”（包括許多小企業的歇業），紹克爾對不必要的工廠的淘汰，以及徵募勞工從事農業生產的工作。此外，德國人還開始感覺到盟國空軍日益強大的攻擊和盟軍在北非的軍事勝利所帶來的影響。士氣正在低落，看來只有在東線打一個大勝仗，才能把日益萎靡計程車氣振作起來。
斯大林格勒是布林什維主義的另一個“滋生地”，它同列寧格勒一樣，一直是希特勒的主要進攻目標之一。斯大林格勒的進攻戰這時正在展開，希特勒準備不惜任何代價攻佔該城。雖然結果還毫無把握，但是德國官方通訊社卻受到鼓勵，十分冒昧地作出最為樂觀的預測。1942年9月3日海通社宣佈，斯大林格勒的陷落“只是時間問題”，勝利的訊息“即將由德國電臺予以廣播”。此外，9月30日希特勒在體育館發表的那篇演說中還親自作出有力的保證，說德軍將佔領那座城市。但是，即使在當時也已經變得很明顯，斯大林格勒的進攻戰並不是“按照計劃”在進行。10月間，在蘇軍鉗形攻勢的壓力下，當希特勒的軍事顧問極力主張撤兵時，希特勒卻命令軍隊在十分不利的形勢下堅守陣地。如果他不能攻下這座戈培爾所謂的“命運之城”的話，他就下定決心要他的部隊在那裡戰鬥到最後一人，使這一戰役成為德國軍事史上偉大的英雄史詩之一。這樣，這場戰鬥越是毫無希望，德國的宣傳對斯大林格勒的鼓譟就越大。
希特勒深信，在斯大林格勒指揮作戰的第六軍團司令官保盧斯會按照他的意圖幹下去。11月30日，他晉升保盧斯為上將，1月30日又晉升他為陸軍元帥，相信他一定會寧可開槍自殺，也決不向俄國人投降。可是，保盧斯即使是要報答晉升元帥之恩，也不準備最後英勇地切腹自殺。1943年1月31日，他率領著他指揮的所有軍隊投降了，至少有二十名將領同他一起被俘。希特勒聽到這個“叛逆的訊息”時，氣得簡直髮狂。他打定主意在眼前的這場戰爭中，保盧斯是他任命的最後一個陸軍元帥，此後他決不再做這種“蛋未孵出先計算雞”的事情了。他預料，一星期之內保盧斯和他的將領們將在俄國電臺上發表講話。這個十分準確的預言在幾個月後果然見諸事實了，斯大林格勒的這些將領果然象希特勒所說的那樣，呼籲其他的德國部隊投降。然而，希特勒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