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入勝的，即使記敘他們的行動對於所有政治意義和目的毫無重大意義。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統率著勝利一方的英、俄、美三頭政治中的每一個成員，他本身就是使人著迷的心理研究物件；他們每個人都和其他兩個夥伴顯然不同；而由於一種飛躍發展的技術造成“距離的消滅”的結果，這三個人的遭逢是人類不同的種族在狹路猝然相逢的一個縮影，這是這一代人的歷史中最突出、最主要也是最尷尬的一個特徵。
三頭政治中的那個英國巨頭——他象愷撒一樣，如果沒有以一個偉大的活動家著名於世，便會以一個偉大的作家而成名——已經用別人無從模仿的語言講述了他自己的經歷。而美國巨頭則很幸運，他個人的班子裡有些人對他的所作所為寫下的記錄既親切又富有洞察力。喬治亞的那位巨頭則相反用那種把自己包在一團神秘的迷霧之中的手法，發揮了他的魅力。當然，本卷的作者在分別和同時寫到這三個偉大人物的時候，是受到歷史學家的限制的，但這種限制又是歷史學家的有利條件。作為一個觀察家而不是擁護者——特別是，不是作為一個自己的事業的擁護者——來寫作，就使作者同他所寫的主題保持一定的距離，傳記（自傳就更不必說）藝術無須克服這種距離，相反，這種距離卻使作者有可能正確地觀察並表現那些事件，而這正是那種自己就是他所描寫的場景中的主要演員的作者幾乎無法辦到的。如果有讀者尚不熟知丘吉爾先生的著作和霍普金斯的文章，那末本書肯定會促使他去埋頭閱讀這些引人入勝的原始資料；然而，研究這段歷史的人們也會認識到，從一個政治家的觀點，或者從國家利益是掌握在一個政治家手中的一個大國的觀點，要對事實經過作才氣橫溢、娓娓動聽的敘述，那還需要輔之以一種試圖不是從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個國家的觀點而是從整個人類的觀點出發，把事實經過作為一個整體加以敘述的作品，從而告訴人們在人類歷史長河中，這些短暫的事務似乎必然要發生顯著而持久的影響。
就1952年所能正確地觀察到的1942…1946年這五年的歷史而言，當時已很明顯，唯有把發生在這一段短暫但是決定性的時期之內的引人注目的事件，看作是一則觸及透過軍事和政治的表面深入人類生活的漫長故事中的一連串事件，才能為人們所理解。人類在1914年和1945年間的兩次大戰中既是行兇犯又是受害者，這兩次大戰顯然是人類為了向政治、社會和精神的統一作革命的飛躍所付出的一部分代價；這種統一本身顯然又是技術革命的代價——或者說是紅利——而技術革命透過它所帶來的“達那厄的禮物”正在加速人類在他們活動中的一切非技術方面走向統一的前進步伐。從生活在二十世紀這場革命中的一個觀察家看來，這次在技術的顯然冷酷無情的鞭策之下進行的急行軍，似乎是他正巧誕生在其中的這個時代的獨特的特點；然而，再仔細看一下，這也可以被視作是這個時代與人類有史以來一切以往的時代所共有的特點，因為在我們所知道的那些時代裡，沒有一個時代人類不是在他自己的技術發明的壓力之下奔波忙碌的。目前人類生活中殘存的最古老的遺蹟不是骸骨而是工具；雖然在本文寫作時間以前的最近兩百年內，人類技術發明的步伐已經變得快得可怕，但是自從人類以前的動物變成人以來，這種奇觀在本質上也許始終是一樣的。這是兩足動物集兩種性格於一身的奇觀，一方面是理性的明白事理的人的性格，另一方面則是任性而執拗的駱駝、騾子或山羊的性格，而且這種兩足動物由於同時扮演使人心煩意亂的畜群和自己心煩意亂的趕牲口人這兩種角色，似乎永遠要遭到譴責。
至於1942…1946年這幾年間國際事務所提供的更為寬闊的眼界及其所具有的更為深刻的意義，這就無需在這篇前言中引伸擴大，因為這已經很清晰地集中反映在本卷結尾的感想和一般意見中了。前言的作者只想提示讀者：結尾的那一章作為構成本卷大部分篇幅的敘述所導致的結論，恰恰是麥克尼爾先生的主題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阿諾德·託因比
0作者序言
本書於1950年11月至1951年11月間寫成，然後修改訂正，直至1952年6月始告完成。本書全部根據已發表的資料，原稿經許多熟悉本卷敘述的事件的人士悉心校閱，獲益良多。但按照查塔姆大廈的方針，他們的大名必須不予披露。由於他們的幫助，使我在史實及著重點方面避免了很多錯誤。我對他們在百忙中抽出時間與精力使本書得以提高，深表感激。至於留下的錯誤，以及一切意見、推測和解釋，當然都是我自己的，查塔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