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有機會可以利用德軍入侵這個外加的威脅——他們也有效地利用了這個威脅直至言行一致為止。如果說德國人在1941年6月便向巴爾多希進行過這種恐嚇的話，似乎也沒有什麼證據，但是匈牙利人心裡一直明白，的確很有這種可能。
匈牙利人就這樣參加了德國的進軍，但是他們的統治者心裡卻一直覺得他們並沒有同俄國作戰的明確目標。事實上，從1941年秋季起，他們的精力大都花在設法把他們的軍隊撤回來。到了那年年底，他們發覺自己就象自己的對頭羅馬尼亞人一樣，同英國和美國都處於交戰狀態。這一新的困境不僅是由於英國同蘇聯結盟，而且也由於德國要求同日本加強軸心國的團結而出現的。在珍珠港事件前不到十天，希特勒召集他的夥伴和僕從們到柏林去把反共公約延長了五年。這時裡賓特洛甫便激勵所有的來賓要為歐洲（加上日本）反俄的事業通力合作。隨著俄國人在莫斯科和羅斯托夫的抵抗日益強勁，大吹大擂的德軍進展也就逐漸結束了。齊亞諾把這次柏林集會的氣氛描繪為“實在不平常”。從1940年11月起，保加利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也入夥了。齊亞諾指出，反共這個共同特性並沒有使巴爾多希、圖卡和米哈伊·安東尼斯庫不同他們所遇到的每一個人進行“一場真誠的相互詆譭的運動”。不管怎麼說，當巴爾多希同齊亞諾談話時，他對德國人也不免要插進幾句俏皮話。這次會議附帶還為米哈伊·安東尼斯庫首次登上國際舞臺提供了機會，他當時是羅馬尼亞那個法西斯頭子手下的副總理。齊亞諾認為他態度有點兒曖昧。後來他就以羅馬尼亞的齊亞諾而出了名。
1942年的保加利亞歷史比較平淡。3月中旬，德國人認為保加利亞對抗反俄戰爭，必須加以譴責，於是阿納託利耶通訊社3月14日從柏林散發出一個半官方的宣告，提醒保加利亞人說，“除非他們對反俄戰爭作出更為有力的貢獻，否則他們不能指望保住他們獲得的領土，也不能指望得到另外什麼東西。”對此，菲洛夫在3月28日的《時代報》上回答說，即使不是公開作戰，“我們實際上已經處於有著種種戰爭風險的戰爭狀態了。”4月初，他改組了內閣，內務部長加勃羅夫斯基的親納粹感情，由於扎恰裡耶夫就任商務部長而有所加強。5月間，保加利亞進行了比平時略多的政治逮捕。可是，1942年這一年卻頗為誇張地被稱為祖國陣線的誕生年。祖國陣線這個名稱是一個有點兒不固定的概念，它很簡單地是以反德的保加利亞領袖諸如左翼農民黨的尼古拉·佩特科夫、共產黨人西里耳·德拉馬利埃夫和茲維諾分子基蒙·格奧爾基耶夫之間加強聯絡為依據的。到1942年6月，社會民主黨人格里戈爾·切什美季耶夫也同他們三人聯合起來。7月17日，以這四個黨派為基礎的保加利亞祖國陣線從蘇聯控制的赫里斯託…博特夫無線電臺廣播了它的綱領。茲維諾分子得到陸軍的支援，佩特科夫則有農民的支援，可是直到1943年，祖國陣線的活動似乎只不過是在這四個黨派的領袖和他們的朋友之間舉行一些秘密會議罷了。沒有參加祖國陣線的其他反對團體有：穆沙諾夫領導的民主黨和吉切夫領導的右翼農民黨。每當公眾對政府政策提出抗議的時候，另外這兩個黨也同樣很活躍，而且由於人們不大懷疑他們，他們也就具有更大的影響。但是，多虧老資格的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在戰爭期間一直逗留在俄國，蘇聯的宣傳才樹立起了祖國陣線這個概念。值得注意的是，當哈塞爾於1942年4月以半官方的身分訪問索非亞時，他認為保加利亞國王的地位非常鞏固，不過他又補充說，“事情正在暗中醞釀著”。
對於匈牙利來說，1942年是多事之秋。首先是裡賓特洛甫進行了一次不祥的訪問，他要求匈牙利全國總動員以對抗俄國。這個要求遭到了霍爾蒂的抵制。正如他不久之後得以對齊亞諾說的那樣，抵制雖然是出於經濟的理由，但主要還是因為有來自羅馬尼亞的威脅。1942年1月20日，凱特爾來到了布達佩斯。在1941年下半年，部長們說服了攝政，以一個不那麼親德的、叫索姆鮑泰伊的將軍去接替維爾特為參謀總長。凱特爾這時逼迫他作出了這樣的諾言，即一定將亞尼將軍指揮的匈牙利第二集團軍（也就是三分之一的匈牙利武裝部隊）派往東線。
當時，匈牙利攝政的繼承問題成了布達佩斯和柏林之間種種關係的關鍵問題。攝政的健康情況越來越壞。據說他一度懷有建立準王朝的野心。顯然，一旦他死了，形形色色的匈牙利納粹分子都將力圖獲得最高權力的控制權，並且一定會獲得柏林的強有力的支援。霍爾蒂本人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