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和教育方面經過挑選並透過不斷補充新進人士而代代更新的上流英國人，應該來領導和統治英國人民，但是這時候他已經十分清楚地看到這樣一種理想再也不能實現了。對於孤立無援的英國力量來說，丘吉爾是完全準備把美國人當作一種必要的支援和補充而表示歡迎的。
但是，如果丘吉爾隱藏在心底的這些想法大體上如上面描述的那樣，那就同羅斯福對人類懷有的較為寬宏大度的理想發生了牴觸。儘管由此而產生的意見分歧往往並不妨礙兩人在戰時發展起來的合作關係，但內心深處恰是不一致的。
儘管我們就丘吉爾和羅斯福之間的差異作上述應有的考慮，在他們相互關係中佔統治地位的是互相尊重、非常的坦率和全面的同情，這一點卻仍然是事實。羅斯福曾經說過：“跟您一同度過這十年，真有意思”，這句話反映出了他們兩人各自感覺到自己的歷史作用；他們兩人也都深切地相信必須相互合作，以便做到幾乎始終能夠對對方的論旨隨時作出反應，並體諒對方的感情。
兩位領袖之間通常的聯絡方式是利用橫渡大西洋的海底電報和電話，並有羅斯福的私人代表的訪問，最著名的就是哈里·霍普金斯的訪問，加以補充。這些途徑使較為尋常的外交聯絡手段黯然失色。而且到美國突然被迫參戰的時候，羅斯福和丘吉爾早已在1941年8月的大西洋會議中舉行了第一次私人會談。的確，從這次會晤發展起來的私人友誼是大西洋會議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在珍珠港事件發生時，美國和英國之間的軍事和經濟同盟除名義未定外，至少已經存在了十八個月了。而且，在同盟的背後還有幾十年普遍的同情和友誼可以憑藉。同俄國就絕非如此了。布林什維克革命在美國引起的敵意，不亞於俄國方面的馬克思主義空論家對美國這個突出的資本主義堡壘所抱的反感。自從俄國革命以後，兩國之間的外交關係直到1933年才第一次開啟，但是有許多小衝突使兩國關係仍然很冷淡，1939年的俄…德條約，接著是1939…1940年冬間對芬蘭的進攻，使俄國在美國大失人心。還有共產黨在軍事工業中煽動起來的多起罷工，加上共產黨報刊上刺耳的反戰宣傳，使所有的美國人都同俄國疏遠了，只有平常最同情蘇聯的少數自由派人士不在其內。對於希特勒的進攻俄國，大家起先都以冷眼相看，當俄國軍隊對芬蘭作出了拙劣的表演以後，美國人幾乎都期待德國人很快就取得勝利。他們歡迎希特勒的這次進攻，主要是因為這樣可以把德國的兵力從不列顛群島引開。
到1941年8月，俄國抵抗的延長開始在新聞界的輿論中引起了變化。當美國政府決定允許俄國人在美國購買軍需品時，這一行動並沒有遭到什麼公開的責難。隨著秋季緩慢地過去，對俄國戰鬥力的欽佩開始得勢了，為俄國清黨運動（俄國沒有第五縱隊）以及為俄…德條約（以便贏得時間）進行的辯解，在自由派的團體中得到了普遍接受，雖然他們對俄國人所作的嘗試性的同情，曾經受到1937年1941年間斯大林所推行的政策的強烈震動。不過，孤立主義者和保守派人士中，對俄國的不信任並沒有那麼輕易就消失掉。對革命的恐懼和認為俄國很快就會崩潰或投降的預測這兩者不合理地混合到了一起。羅馬天主教徒的輿論就其作為美國社會中實際存在的一股單獨的勢力而言，是強烈地反共的。1941年秋季，新聞界發動的一場廣泛的譴責蘇聯政權進行宗教迫害的運動，使羅斯福感到十分不安。這場運動至少是部分地由羅馬天主教統治集團煽動起來的。經過同梵蒂岡進行外交接觸以後，這個運動平息下去了，於是對俄國表示示公開敵視的這個根源減弱了。
太平洋戰爭的突然爆發在美國對俄國的態度方面造成了一場危機，一般人原來都認為萬一美國同日本開戰，俄國便會參加，至少會允許美軍使用東西伯利亞的基地。象《紐約時報》那樣負責而嚴謹的報紙也在12月11日發表社論說：“如果蘇俄在我們對日作戰時不幫助我們，那末，美國便可以提出不止一個理由來中止它的援俄政策了。”那些曾經支援羅斯福的援助希特勒的敵人這項政策的報紙，廣泛地發表了同樣的意見。
俄國對德國人發動進攻的訊息（同利比亞傳來的訊息一起，是珍珠港事件後那幾星期中盟國方面僅有的鼓舞人心的訊息），以及俄國新派來的大使馬克西姆·李維諾夫（他個人作為一個擁護盟國反侵略行動的戰士的聲譽，被視為俄國人能同美國合作的一種保證）對美國報界的巧妙的應付，這兩件事合在一起，使美國報紙接受了俄國在太平洋的繼續保持中立。人們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