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聚首一堂的時刻。”可是，這樣開始的一種政治傾向，後來卻發展得大大地超過了雷諾當時的預料。
德軍的主要攻勢出人意料地在默茲河展開。5月13日，德軍在三處渡過了該河，15日，當荷蘭軍隊宣佈投降時，法國第九集團軍的殘部全面撤退。到16日，德國的裝甲縱隊幾乎已推進到拉昂；在瓦茲河以南，有組織的抵抗已經土崩瓦解，巴黎門戶洞開，無可防禦德國坦克的進攻。巴黎的衛戊司令埃蘭將軍極力主張政府撤離該城，但是雷諾的決心阻止了這項建議被採納。可是外交部卻開始在燒燬機密檔案，外交部的院子裡升起了不祥的煙柱，這自然是不會振奮巴黎人計程車氣的。
其實，德國人並不打算立刻向巴黎進軍，而是把裝甲縱隊轉向西北攻打亞眠，幾乎全部包圍了在北方的各支盟軍。5月19日，甘末林嘗試著第一次對戰爭的打法進行了干預，但是沒有效果。他以總司令的身分採取行動，這是最後一次了，因為軍事上的慘敗使雷諾能夠作出人事上的變動，這是他當上內閣總理以來，一直想要著手做的。5月18日，雷諾再次改組了他的政府，終於把達拉第排擠出國防部，雖然作為一種安撫的手段，並且為了順從激進社會黨的要求，而把外交部給了達拉第。雷諾自己接管了國防部，接著就立刻要求甘末林辭職，並任命已從敘利亞召回的魏剛為陸、海、空三軍總司令。先前在克列孟梭手下擔任過秘書的芒代爾——他以繼承了他上司的鐵腕作風而具有聲望——當了內政部長，同時為了進一步加強政府的力量，又把貝當從西班牙召回，擔任內閣副總理和雷諾的首席軍事顧問。雷諾在要求這些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人物在這樣危急時期中擔任領導，首先想到的是需要重振國民計程車氣。在這點上，效果是令人滿意的。報紙上發表了讚歌，稱頌貝當和魏剛的赫赫盛名。正如有一個刊物所說的，對於雷諾…芒代爾…魏剛…貝當這個陣容，人們報之以“突然的信任”。另一個重要的變動是解除了國防部和外交部秘書長的職務。外交部的秘書長亞歷克西·萊熱由法國駐梵蒂岡大使弗朗索瓦·夏爾…魯接替，後者是一位很受尊敬的、年長的外交家，在政治上同右翼有關係。
當魏剛在5月20日上午9時接任指揮時，戰局已經陷於絕望，他似乎已得出結論，早則在5月25日就必然戰敗。由於指揮換人而產生的延誤，增加了盟國軍隊在戰略上的混亂；而法、英兩國軍隊之間的聯絡失靈，則加深了法國人中間日益滋長的疑心（魏剛也有這種疑心），以為他們的盟友正在打算在危難中丟下他們不顧。5月24日，雷諾被說服發電報給丘吉爾，要求英國方面忠於執行總司令的命令。其實，哪一些命令是上一級的指揮部發出的，哪一些不是它發出的，這一點根本無關緊要。因為，從一開始，形勢的發展就總是遠遠超過了這些命令中所估計的情況，致使其中所作的指示幾乎總是落後於形勢，因而在指示還未發出之前，就已無法執行了。如果把通訊裝置失靈這一點也考慮進去，那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英國人對法國統帥失去了信任，為什麼法國人認為，英國人是接到了倫敦的指示，故意拒不執行命令，以便在法國人可能遭遇到的任何情況下拯救英國軍隊。
比利時軍隊在5月27…28日投降後，加速了這場戰事的無可避免的結束。英、法兩國的分歧在報紙上一直未透露過，可是比利時的停戰，卻在法國掀起了一股痛斥利奧波德國王的怒潮。甚至擁護君主制度的《法國行動報》，也把這位國王的行動說成是“露骨的、公然的背叛”’並把文章的標題叫做“國王騎士及其犯下重罪的子民”。被困在比利時的英、法軍隊打算突圍到南方，這個企圖失敗了，此時除了從海上退卻外，已無路可逃。魏剛和他的將領們都不願意向駐在比利時的法軍下令，要他們到敦刻爾克上船。幾天以來，英國人一直在為萬一發生這種情況制訂計劃，還必須指出，當他們在單方面進行準備時，法國人——按照魏剛的話——卻在慌慌忙忙地臨時設法應付局面。這些事實，再加上兩國軍隊的實際分佈情況，使得在撤退（從5月29日開始，至6月4日結束）的開頭幾天內，從敦刻爾克撤出的英、法軍隊的人數相差懸殊。在5月31日於巴黎舉行的最高作戰會議上，雷諾和魏剛指出，二十二萬英軍中已有十五萬多人撤出，而二十萬法軍中已撤出的只有一萬五千人。這件事在當時很使法國懷恨在心，而仇視英國的法國宣傳家們之所以能使敦刻爾克這個字眼在法國人耳中聽起來同英國人聽起來意義大不相同，這也是原因之一。到最後，法軍有將近十四萬人撤出，在這次行動中法國損失了兩艘驅逐艦、五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