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月，達爾朗致函德國軍事司令官說，倘使再採取進一步的措施，就可能會使輿論界深受震動。圖盧茲大主教薩利埃熱閣下和其他宗教界領袖都為反猶運動的更加兇惡的發展而提出抗議。但是，到了1942年10月，在德國人所要求的五萬人中，還是由非佔領區交出了大約一萬名外籍猶太人，他們被德國人押送到東方去。賴伐爾在德國人的壓力下，於1943年6月同意透過一項法律，剝奪1927年以後所有猶太人取得的法國國籍，但是，貝當始終沒有簽署這項法律，所以它也沒有在《公報》上發表過。
在佔領區，德國當局可以比較任意地實行他們的迫害措施。從1942年5月起，他們強迫猶太人佩帶黃星標誌。1942年7月，巴黎發生了對猶太人的第一次大規模圍捕，大約有九千人在駭人聽聞的情況下被集中到冬季賽車場裡。1942年8月，在維希教育部長阿貝爾·博納爾的贊助下，在巴黎大學設立了猶太教歷史講座。1943年底以後，德國人開始實行反猶措施，根本不顧法國的法律。當然，許多猶太人都受到法國一些人家的庇護，而在義大利佔領區，他們則受到保護，沒有遭到德國人迫害，並且遇有必要時，還受到保護，沒有遭到法國警察的迫害。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義大利退出戰爭時為止。接下來德國人佔領了西南幾省，把在那裡避難的猶太人都圍捕起來。在佔領後期，法國民團和極端主義的黨派也狂熱地參加迫害猶太人。1944年2月，法國當局不得不提出一份所有剩下的猶太人的名單，包括外籍的和法籍的。最後，巴黎的警察奉命逮捕仍然隱藏在巴黎的猶太人，但是，他們拖延了很久，沒有執行這項命令，因此這項命令始終沒有生效。
從任何合理的觀點看來，在法國迫害猶太人的全部慘史是一種荒謬的文不對題的行動。它只達到消耗德國人精力的目的，而這些精力本來是可以用於更為有效地鎮壓法國抵抗運動的。的確，費爾南·德·布里農聲稱，使德國人在挑選人質時不選法國人而選外籍猶太人是他的功勞。德國人在進行鎮壓時受到維希當局一定程度的協助。維希建立的警察和法庭等機構最初是為了自衛，後來日益轉而為佔領國服務了。據一個非常活躍的法國特工人員說，德國特務機關的工作效率是被大肆誇張了，要是沒有法國人的合作，他們不可能在抵抗運動的隊伍中造成那樣大的破壞。而且，嚴格他說來，力求進行鎮壓的也不僅是那些合作分子。莫拉斯還在《法蘭西行動報》上同戴高樂派，即武裝的游擊隊，進行他自己私人的戰鬥，他說，對這種人，法國軍隊有權一抓住就槍斃。他極力主張，如果死刑還不足以便這些人就範，就應該在他們的家屬中逮捕人質，予以處決。為了搜捕抵抗運動，成立了“別動隊”，其中警察署長達維德的別動隊尤其臭名昭著。在德國最高統帥部方面，它擁有諜報局、戰地秘密警察和戰地憲兵隊。尤為可怖的是在卡爾登勃魯納指揮下的納粹黨的保安處。隨著戰爭繼續進行下去，監禁、放逐、嚴刑拷打以及槍斃人質等也日見增多。
在鎮壓工作中，法國方面提供的最有效的協助來自約瑟夫·達爾南。他於1942年在阿爾卑斯海濱省建立了戰鬥人員軍團的一個準軍事性組織，軍團服務處。1943年1月，這個組織從軍團中分離出來，成為法蘭西民團，由達爾南任秘書長。這一改變的結果是，把這個組織從隸屬於貝當變為隸屬於政府首腦賴伐爾。1943年夏天，達爾南奉命率領一小隊法國武裝黨衛隊去東線作戰，不過，他還是在法國對德國人更為有用，因為民團的頭目都參加了武裝黨衛隊，民團已經成為德國鎮壓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了。1944年1月，達爾南彼任命為負責維持治安的秘書長，他以這個身分參加了部長會議的例會。儘管他智力有限，他的權力卻迅速增大，雖然他對於最終獲得的職位幾乎不能勝任。1944年1月頒佈的一道命令還授權建立由警察控制的軍事法庭，執行即決裁判。在審訊達爾南時，他對民團所犯的日益增多的暴行供認不諱。他解釋說，他的新職務工作過重，無法有效地控制民團的活動。然而，民團只不過是繼續遵循他定下的方針辦事而已。他把民團搞成了一個比黨衛隊本身更為可怕、更遭人憎恨的鎮壓工具。
儘管遭受損失，抵抗運動卻增強了實力，加劇了破壞措施，這部分地是為了使盟國相信，在法國國內開展活動比戰略轟炸更力有效，而法國人的生命損失也比較少。因此對法國火車的空襲有所緩和，抵抗運動對鐵路進行了廣泛的破壞活動。抵抗組織還為逃避去德國強迫勞動的人提供偽造的身分證和定量配給證，並且安排盟國士兵和空軍人員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