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羅執掌政治和軍事領導權後，法國北非當局和戴高樂之間的關係的問題重新又開展起來了。更為重要的是，維希政權和貝當的“民族革命運動”的整個合法性問題也得做出決定。儘管這樣，隨著達爾朗從北非政治舞臺上消失，方始看來有希望為這兩個法國不同派別之間的和解鋪平道路。
還在11月8日之前，戴高樂就表示願意同吉羅達成協議，當他聽到達爾朗遇刺的訊息時，戴高樂就提出同吉羅會晤，以便建立一個單一的法國政權。但吉羅想到他答應過諾蓋不讓戴高樂進入北非的諾言，所以沒有接受這個建議。實際上，吉羅仍然認為自己是貝當的代理人，因而不願意接受戴高樂提出的徹底清洗維希官員的要求。
羅斯福和丘吉爾幾乎從一開始就急於促成這兩個法國人之間的和解，在1943年1月舉行的卡薩布蘭卡會議上他們也朝這一方向努力過。戴高樂一開始拒絕接受邀請到卡薩布蘭卡來，後來雖然在英國人的強大的壓力下改變了主意，但安排他與吉羅之間的會晤未能取得任何協議。
在隨後的四個月裡，吉羅在北非的地位逐漸受到削弱。盟軍的壓力限制了他在軍事和政治兩方面行動的自由。在突尼西亞的作戰進度由於時值泥濘和不利於機動的漫長冬季而遲滯下來，以致原來認為法屬北非很快就會不再成為戰場的想法失去了現實意義。為了對付這種新形勢，約於1月中旬把法軍直接置於盟軍統帥之下，這就違反了艾森豪威爾與吉羅在直布羅陀簽訂的協議。
另一方面，在這幾個月裡，隨著戴高樂在整個法蘭西世界中威望的提高，戴高樂派在北非的勢力不斷地擴大並增強。戴高樂同法國本土的法國抵抗運動的關係大大加強了他對付吉羅的地位。戴高樂和他的對手比較，在政治上也更加明智，而且他擁有更好的宣傳機器，充分利用了吉羅的態度所提供的機會，譴責吉羅庇護法西斯分子和民主的敵人。英國外交部給予戴高樂的支援有助於抵消美國人對吉羅的支援。戴高樂還由於蘇聯人和法國共產黨的支援，加強了自己的地位，儘管這是使美國人更加堅定地反對他的部分原因。
美國政府冷淡地看著戴高樂在北非影響的增長，而一些最高一級的官員則盡一切力量支援吉羅日趨下降的威信。可是，隨著在北非的政治檢查的放鬆（這種放鬆是在突尼西亞的戰事遲滯不前引起人民失望的時候出現的），在美國，對正在北非採取的政策爆發了一場廣泛的批評。即使在國務院內部，也有一些人認為同戴高樂達成協議將是明智的，而美國政府的各個部門則在北非當地自相矛盾地進行工作，即有些支援戴高樂，有些則反對他。結果，在阻止戴高樂主義力量的增長方面，美國的反對毫無成效；而在突尼西亞勝利（1943年5月13日）之後，軍事安全的需要再也不能作為疏遠戴高樂的一個理由了。
儘管美國政府喜歡吉羅，但他們卻不喜歡他企圖保持維希政權合法性的政策，美國官員對吉羅不斷施加壓力，勸說他改變他的政治原則。可是吉羅相當頑固，只肯慢慢地讓步。直到1943年2月底法國全國委員會在倫敦為和解提出了一個新的基礎之後，吉羅才遲遲於1943年3月14日在電臺上發表了一次演說，接受自由與共和的原則。
這些步驟消除了所有謀求聯合的表面的思想上的障礙，並標誌著反對貝當的民族革命運動的最後決定；可是在戴高樂與吉羅之間達成協議的程序卻由於雙方個人之間的摩擦和猜疑對方沒有誠意而受到阻礙。直到1943年5月30日，戴高樂才到阿爾及爾同他的對手直接談判。經過幾次會晤，他們於1943年6月3日同意建立一個由他們共同擔任主席的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名義上，吉羅與戴高樂在委員會里各有相等的代表，可是從一開始就有些由吉羅任命的委員在有爭議的問題上傾向於支援戴高樂。吉羅樂意只管軍事，並且他還有意讓開，到美國去作了一次長時間的正式訪問，在此期間戴高樂加強了他在北非的地位。這樣一來，幾乎從一開始，在阿爾及爾的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就接受了戴高樂的領導。
從某種意義上說來，法國長期不統一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幾乎所有在法國的抵抗組織都已效忠於委員會，除少數加勒比海的屬地以外，全都受委員會控制。不過，事實上，派別活動在委員會內部幾乎還是象以前那樣如病毒般地繼續存在著。戴高樂讓吉羅分享即使是名義上的領導也頗不甘心。他很快就著手去除掉吉羅，而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他就成功了。吉羅於1943年11月9日向委員會辭職，並於1944年4月9日被勸說以法國陸軍總司令的名義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