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對俄國供應第一號議定書到期後再給俄國提供多少物資的問題，莫洛托夫與美國人並沒有達成最後協議。如上所述，這個問題的確直到1942年10月才最後解決，而第二戰場的問題也沒有作出肯定的安排。在起草向報界發表的會談公報時，莫洛托夫堅持要在公報中加入下述內容：“在會談中，雙方就1942年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迫切的任務達成了全面的諒解。”馬歇爾將軍感到這項宣告太肯定了，1942年的提法應該刪去，然而羅斯福卻決定不刪。在說明莫洛托夫訪問倫敦的公報中也加進了同樣的一句，這當然是得到英國政府同意的。該公報以及英蘇條約的文字在莫洛托夫安然返回莫斯科後，於1942年6月12日發表。
但是英國人不準備讓這個公報使他們對“大鐵錘”或任何類似的計劃承擔起無法更改的義務。當莫洛托夫從華盛頓回國途中在倫敦停留下來時，丘吉爾親自交給他一份備忘錄，內容如下：
我們正在為1942年8月或9月在歐洲大陸登陸進行準備。如同已經說明的那樣，登陸兵力的大小，主要限制性因素是，缺乏可資使用的特殊登陸船隻。然而很明顯，如果我們採取不惜任何代價的行動，貿然從事某種可能帶來災難性結局的戰鬥，使敵人有機會慶祝我們的敗北，那將既無助於俄國的事業，也無助於整個盟國的事業。到那時候，局勢能否允許我們發動這一戰役，很難逆料。因此，我們不能在這個問題上作出保證，但是隻要看上去切實可行，我們將毫不遲疑地執行我們的計劃。
莫洛托夫對倫敦和華盛頓的訪問，使丘吉爾和羅斯福第一次有機會同蘇聯的最高階官員進行接觸。羅斯福乘此機會向莫洛托夫詳細說明了他個人對戰後世界的種種希望，諸如裁軍，經濟協定，對世界落後地區（包括英國與荷蘭過去在亞洲與太平洋地區的殖民地）實行國際託管，以及四大國對戰後世界的控制。他向莫洛托夫提出了諸如此類的想法，要他考慮。莫洛托夫未置可否，但彬彬有禮。他和總統講的是不同的語言，他對未來的夢想肯定與羅斯福的宿願迥然不同。這兩個人都知道他們之間存在的一條鴻溝，羅斯福覺得很不理解，莫洛托夫何以同他以前所認識的任何人都不一樣。翻譯的問題也限制住了羅斯福一向滔滔不絕的口才，並在他們兩人之間造成了惱人的障礙。
莫洛托夫的訪問還有第二層意義。直到那時為止，美國對俄國的同情，總的看來是不及英國政府的。例如，美國人反對斯大林的領土野心，其強烈程度遠遠超過英國人，又如美國人對於向俄國提供物資最初曾比較猶豫。但是，作為第二戰場的提倡者，美國人似乎成了俄國人的偉大而友好的朋友。英國人不冷不熱的態度恰恰成為鮮明的對照。羅斯福從這時起直到他逝世時為止，幾乎在英國和俄國之間發生的一切爭執中都處於調停人的地位。處於這樣一種地位，他能夠經常充當一個仲裁人或調解人——這種角色，他本人覺得很合他的意，而且也非常符合他對於美國在世界上應有的地位的想法。
英蘇條約以及說明莫洛托夫訪問倫敦和華盛頓的情況的兩個公報的發表，為盟國友誼的突飛猛進提供了機會。莫斯科於1942年6月18日召開了最高蘇維埃特別會議，要以盛大而特殊的儀式批准英蘇條約。莫洛托夫在會上作了主要發言，對西方國家充滿了真摯的感情。他的發言最令人感興趣的是關於第二戰場的一段內容。他說：“……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將給我們前線的希特勒軍隊帶來不可克服的困難。讓我們希望我們的共同敵人在蒙受了重創以後，不久就會體會到三大國日益強大的軍事合作的後果。”莫洛托夫表達這種希望，並不一定是對事實的肯定，但是在俄國沒有一個人想要強調西方關於開闢第二戰場的諾言是有條件的。在狂熱的時刻，一切保留都忘卻了，俄國公眾開始認為1942年在歐洲大陸開闢第二戰場已是肯定無疑的了。蘇聯政府的一切宣傳手段都用來傳播這一訊息。宣傳的重點放在當時能夠指望得到的對德作戰的軍事援助上。按照《真理報》（1942年6月20日）的說法，這個條約是“投進敵人營壘裡的一顆炸彈”。
英國報紙的反映也非常熱烈，並且強調了這項條約的長遠意義。《泰晤士報》（1942年6月12日）聲稱“英蘇友誼和合作已經奠定了牢固的基礎”。《每日電訊報》（同一天）寫道：“由美國和英聯邦根據該條約規定的方針同俄國採取一致的行動，歐洲可以指望出現一個一百年來最為安全的時期，全世界也可能會進入一種最為幸福的秩序。”《每日先驅報》（同一天）指出：“這項條約本身的重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