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恢復戰鬥的馬克思主義可能是為了保證一般黨員的忠心與熱忱，實際上斯大林就是依靠這類人在俄國推行他的意志的。他們對教條主義愈熱忱，必然對蘇俄同英美這種資本主義堡壘之間的合作與懇切對話這幅景象愈感到煩惱。當勝利把這種舉動的策略性辯解打消以後，斯大林也許發覺自己受到某種壓力，不得不改變他的方向。
且不論是何種因素影響了斯大林，使他於1945…1946年改變了黨的路線，黨的路線反正是改變了。這一事實使以前的盟國之間的合作更形困難。戰爭不可避免的學說，往往是自己證明是正確的：人們愈相信並奉行這種學說，這種學說實際上就愈成為正確的。舉例而言，俄國政府的領導人越是講述、相信並奉行這一信念，認為資本主義對蘇聯的敵視是必不可免的，也就越有助於挑起這種敵視，當然順帶還證明他們自己是英明的先知，並且對思想單純的人闡明馬克思主義的真諦。
美國輿論在對日戰爭勝利日和1946年年底之間的那些月份裡，經歷了一場由漸而來、更為混亂但同樣巨大的變化。如同在俄國那樣，最早的情緒是極端保守的：“讓我們恢復正常。”武裝部隊的迅速復員和政府對國內經濟管制的同樣急劇的撤銷，便是這種心理狀況的徵兆。租借法的廢除以及加快制訂和約的努力，反映出在處理國際事務時所抱的同一種態度。
然而，很快就變得顯而易見的是，事態並沒有朝預期的方向發展。歐洲的經濟困難需要採取非常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給予英國貸款。還有，俄國在東歐和在會議桌上的舉動，並不符合美國方式的正常秩序，誠然，似乎還是對戰時各項保證的一種玩世不恭的背棄。起先，美國的輿論十分混亂。思想保守的人同時又是最急於想恢復正常秩序的人，他們對俄國和共產主義也最為猜疑。另一方面，自由派和左派人士則比較傾向於支援美國繼續介入國外事務，不過同時又力陳對俄國要耐心和諒解。兩項並行的過程逐步改變了這種組合。許多保守派人士對俄國和共產主義的畏懼與厭惡，漸漸超過了他們對捲進外國事務的厭惡，因而成為旨在“遏制”共產主義的一種積極的外交政策的擁護者。同時，許多自由派人士則感到幻想破滅，放棄了同俄國取得任何堅定而成功的諒解的希望，至少暫時是如此。這類人士傾向於主張對歐洲和其他國家提供經濟援助，可是象許多思想保守的人那樣，在政治行動特別是軍事行動方面，卻畏縮不前。結果，一種比較激進的美國對外政策首先在經濟領域裡發展起來了。
隨著聯合國活動而來的把一切都公之於世的做法，大大促進了輿論的這種變化。為控制原子能，為俄國人拒絕把紅軍從波斯撤走，以及為英…俄在希臘及印度尼西亞問題上的齟齬所進行的辯論，使大國間的衝突顯得如火如荼，並且深深動搖了對新的聯合國組織的功效與能力早期所抱的樂觀看法。
這一改變也是逐漸而來的。因此，當溫斯頓·丘吉爾以一位普通公民的身分講話，要求美國同英聯邦保持一種特殊的關係，以便抵擋共產黨侵略的陰影時，他的話使大多數美國人感到震驚。他於1946年3月5日在密蘇里州富爾頓當著杜魯門和其他要人的面發表的那篇著名的講話，根據後來事態的發展再去閱讀時，似乎還是相當溫和的。丘吉爾主張“在我們的軍事顧問之間繼續保持密切的關係”，同時“共同使用每一國所擁有的全部海空軍基地”，並且希望最終在英美兩國之間實現一種共同的公民身分。他宣稱：“我們的目的不外乎同俄國互相支援和合作”，但是接下去把“鐵幕”——這篇講話使這個詞開始在美國流行起來——後面的事情描繪成了一幅陰暗的畫面。他說：
誰也不知道蘇俄和它的共產黨國際組織在最近的將來打算乾點什麼，不知道它們的擴張性和改造思想的傾向的限度，要是有的話，到什麼程度。……
從波羅的海的斯德丁到亞得里亞海的的裡雅斯特，一道鐵幕橫越歐洲大陸掛了下來。……在歐洲東部的所有那些國家裡，共產黨的人數本來很少，目前這些黨已經全被提到了顯要的和遠非它們的人數所能勝任的掌權地位，而且四處都在尋求獲得極權主義的控制。……
不論我們可以從這些事實上——這些也的確是事實——得出何種結論，這肯定不是我們爭取要建立的解放了的歐洲。這也不是包含有持久和平的基礎的歐洲。……
另一方面，各位女士和先生，我並不接受這種想法，認為一場新的大戰是不可避免的，更不同意認為它是迫在眉睫的。……我不相信蘇俄希望戰爭。它們所希望的是戰爭的果實以及它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