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教個人是否有罪的考慮。一方面，西歐和美國天主教總是認為天主教的大主教顧名思義是清白無辜的。另一方面，西方的反天主教者以及南斯拉夫國內的塞爾維亞輿論則把他們對斯特皮納茨所代表的那些勢力的憤怒統統發洩在他個人身上。
這一審訊如果不聯絡到塞爾維亞同克羅埃西亞之間的衝突，不聯絡到大戰期間帕韋利奇的克羅埃西亞法西斯政權虐待塞爾維亞人，是無法理解的。成千成萬的塞爾維亞人都被帕韋利奇的烏斯塔舍特務所屠殺，個別的天主教神父也參與屠殺。天主教上層領導從未對這些暴行公開提出過抗議，某些主教還特意對帕韋利奇歌功頌德，而斯特皮納茨本人則象對待國家元首那樣對待帕韋利奇。數以千計的塞爾維亞人只是由於改信了天主教才得免於一死——改信了天主教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克羅埃西亞人的民族身分，放棄了塞爾維亞人的民族身分。斯特皮納茨對大批人被迫改信天主教並沒有提過什麼抗議，也不指示他的神父們拒絕接受他們。在波斯尼亞和塞爾維亞本部的塞爾維亞族公眾看來，斯特皮納茨是企圖毀滅塞爾維亞民族的那些勢力的一個代表。
鐵托政權在塞爾維亞人中有許多敵人。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雖然是錯誤地認為——游擊隊運動是一種非塞爾維亞或反塞爾維亞的運動。這種看法由於處決了米哈伊洛維奇而更有所加強，因為米哈伊洛維奇雖然同入侵者合作，許多塞爾維亞人仍把他看作是民族領袖。但在如此嚴厲地對待了塞爾維亞民族主義之後，鐵托無法對這樣一個在塞爾維亞人看來不僅是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的、也是克羅埃西亞人對塞爾維亞人進行迫害的代表人物寬大為懷。而且，南斯拉夫共產黨人是天主教的死敵，這不僅是由於一般的意識形態的原因，也因為在他們看來，梵蒂岡是同義大利國家聯絡在一起的，而義大利則不但在1941年入侵過他們的國家，現在還在強烈地抗拒南斯拉夫關於兼併威尼斯…朱利亞和的裡雅斯特的要求。因此，不可避免地，這一行動要被許多克羅埃西亞人（其中不僅包括帕韋利奇的擁戴者，也包括那些仇恨帕韋利奇、甚至支援過游擊隊的民主派）看作是貝爾格萊德對克羅埃西亞民族的民族壓迫。
以上所述，大多同斯特皮納茨的功過沒有什麼關係。從形式上看，斯特皮納茨確是犯了叛國罪。他作為公民的那個國家被人征服了，征服者扶植了一個傀儡政權，他卻承認這個傀儡是合法當局。要是流亡政府回來執政，或者要是米哈伊洛維奇獲得了勝利，他們肯定也要懲處斯特皮納茨。至於斯特皮納茨是否應對一些暴行負責，那就遠沒有這樣肯定了。相反，有證據證明他救過一些有生命危險的人，而且一般說來，他的行動曾使這個政權的嚴酷程度減輕。他同帕韋利奇的關係以及他對大批人改變信仰一事所持的態度，是可以有不止一種解釋的。審訊時（1946年9月30日至10月9日）採用了最壞的解釋，把大主教判了十六年徒刑。
第三節 對外關係
在鐵托政權的頭幾年中，南斯拉夫對外政策的主要特點是對蘇聯政策的一味順從。鑑於共產黨的紀律和南斯拉夫新領導人的忠誠，這是循理成章的事。他們認為蘇聯是世界上一切勞苦大眾的祖國，是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基地，是受到“好戰的帝國主義陣營”威脅的“和平民主陣營”的領導國家。南共領導人竭力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間培養對蘇聯的好感，既利用了它作為陸上最大軍事強國，從德軍佔領下解放了東歐的“解放者”的威望，同時又利用了南方斯拉夫人（特別是那些信奉東正教的南方斯拉夫人）對俄國所懷有的那種帶著泛斯拉夫主義色彩的傳統感情。
這樣做的一個後果是，南斯拉夫拋棄了它的一些舊友而結交了一些宿敵。英國和美國現在成了它的敵人。英美的朋友也是南斯拉夫傳統的朋友希臘，同樣成了敵人。法國並不被認為是重要的，雖然在法國共產黨參加巴黎政府期間，偶而也對它說了幾句有禮貌的話。新結交的朋友中，一個是羅馬尼亞，過去曾是它的盟國，但從1941年起卻是德國的附庸國；還有匈牙利、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都曾分到過一小片南斯拉夫領土作為希特勒賞給它們的酬勞。在南斯拉夫從前的朋友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仍作為友好國家相待，因為它也是“民主陣營”中的一員，雖然南斯拉夫的對捷友誼因後者在抗德戰爭中表現不好而帶有濃厚的藐視色彩。
南斯拉夫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極端民族主義，南斯拉夫的敵人則將它稱之為帝國主義。它向義大利、奧地利、希臘，甚至新交的朋友保加利亞，都提出過領土要求。由解放戰爭激起的、並由現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