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通敵分子”。最後一條是關於選舉問題的：
應在儘可能早的日期。無論如何必須在本年度內，在完全自由的情況下（並要盡一切努力做到名副其實的自由），舉行一次公民投票，以最後決定憲法政體問題（即君主政體的前途問題），一切均須交由人民決定。在那之後，應儘快地繼之以選舉，選出制憲會議以起草國家新憲法。雙方代表同意，應要求各大盟國派遣觀察員以核實民意的真正表達。
全國人民解放軍和英國人之間的雅典之戰對希臘具有深遠的意義。舉一點來說：佔領時期出現的那樣一個民族解放陣線垮掉了。由於該陣線中共產黨一方所採取的暴力行動，一般地說，使溫和派和好心的人都與之疏遠了。引起除極端分子以外所有人反感的，與其說是同英國人打仗的這一決定——雖然這一決定疏遠了一些人——倒不如說是全國人民解放軍本身在雅典和希臘其他各地的所作所為。全國人民解放軍處決了幾百個被認為是“通敵分子”的人——他們中許多是地位低下的，顯然都是些無害的人；而且在處決之前只經過最草率的審訊，有時候還伴之以毒刑和各種殘酷的暴行，使戰後看到掘出的屍體的所有的人都大為震驚。在全國人民解放軍佔領下的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一些地區，出現的不是自由的統治，而是某種類似革命的恐怖的東西。在各省中也發生類似的暴力和壓迫，雖然沒有那麼普遍；因此，各地居民一擺脫全國人民解放軍所能施加的壓力，就表現出反感。
結果是，當全國人民解放軍按照瓦爾基扎協定如期交出了大部分武器並解散之後，一個反革命浪潮就席捲整個希臘。自封的“民族主義”組織象雨後春筍般地在全國興起，它們的許多追隨者爭相仿效全國人民解放軍的所作所為，向以前壓迫他們的人報仇。希臘政府指揮下的軍事部隊的性質更加劇了這一反動浪潮。在雅典戰鬥中，國民近衛軍是從英軍防區內的居民中招募來的；隨著英國部隊取得對城市其他地區的控制，就一個區一個區地續募新兵。雖然法律有關於徵兵制的規定，事實上國民近衛軍大多是志願軍；激勵著他們的是一股激烈的反共精神。當雅典的這些近衛軍開進各省，從全國人民解放軍手裡把控制權接管過來時，他們對瓦爾基扎協定裡所寫明的公民自由和大赦諾言等那一套根本不予尊重。結果是，在全國許多地方，“右派”恐怖代替了以前的“左派”恐怖。
對事態的這種發展，英國人和希臘首相普拉斯蒂拉斯都是不高興的；但是他們所能做到的，都不過是對暴力報復精神的某些非常激烈的表現稍加限制而已，當時僅有的幾個有組織的反對共產黨、反對民族解放陣線的團體就是在這種暴力報復精神的激勵下活動的。事實證明，不可能在共產主義革命者和反共的“民族主義者”之間找到一條中間道路。建立溫和政府的心理基礎和物質基礎都不具備。雖然如此，還是取得了一些進展。中央政府在建立一支新的軍事力量來支援它的權威的過程中得到了英國軍事代表團的大力幫助。這個代表團既負責訓練，又提供物資裝備，在緊接著的六個月內，成功地用一支紀律較為嚴明、較能遵守法律的新希臘陸軍部隊來代替那些雅典的國民近衛軍。另一個幾乎是同樣困難的任務是為各省物色民政官吏，而在這方面希臘政府就只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了。紙張和鉛筆這樣的必需品都缺乏，使工作大受影響，只是過了一個時候才慢慢地得到改善；到1946年，正規的行政管理工作才在全國範圍內初具規模。
同時，在雅典產生了新的困難。在任命軍官的問題上，普拉斯蒂拉斯同英國軍事代表團發生了爭吵。英國人主張按專業資格來任命，這個原則在實際運用上對保皇派軍官有利，因為共和派分子在1933年和1935年以後幾乎已全部被清除出希臘軍隊。普拉斯蒂拉斯的主張則相反，他要委派他個人的朋友和政治同情者，這種政策是英國軍事代表團能夠有效地加以反對的。
普拉斯蒂拉斯遇到困難的第二個原因是他的政府缺乏任何有組織的群眾支援。中間道路的各黨都是軟弱的，而普拉斯蒂拉斯個人主張的共和主義在廣大居民中很難取得什麼進展。它遭到來自兩方面的攻擊：民族解放陣線攻擊它出賣真正的人民事業，保皇派則攻擊它為第二次共產黨政變開闢道路。
由於他同英國軍事代表團、同希臘政界右派人物相處都有困難，普拉斯蒂拉斯決定於1945年4月7日辭職。繼而執政的是以佩特羅斯·沃爾加里斯海軍上將為首的“業務”政府。在理論上說，新政府是無黨派的，的確它的各部部長都是同政治組織沒有什麼關係的。但是沃爾加里斯同普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