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在結婚以後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己的獨立自主權，而一家之長一向可以為他的未成年子女選擇職業，並從子女的工作契約中謀取他自己的好處。在極端的情況下，這種特權允許他們出賣女兒當娼妓。然而，儘管有這些外表上的不平等，在家庭的內部的商議中，婦女發表的意見往往是決定性的；在農村地區，婦女實際上被認為是平等的。日本投降後，開始進行了幾次改革，以便給婦女以同男子平等的地位。新的立法使婦女第一次有選舉權，新的憲法規定國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得以人種、信仰、性別、社會身份或門第不同而有所差別。這條原則和經過修訂的民法典和刑法典，正式取消了舊家族制度，併為後來促使婦女取得與男於平等的地位開闢了道路。在進行這些法律上變革的同時，報刊、電臺和新聞節目都十分強調這些基本的社會變革的重要意義。但是實際上，這些改革並不象表面上那麼重要。社會觀念的轉變是緩慢的，在戰後的日本，男子很不願意法律上的新變革危及自己的特殊地位。正如由一項法令引起其他激烈的社會變革時往往會發生的情況一樣，在根據男女平等的新原則培養出新的一代以前，婦女可能不會被同男人同等看待。即使已培養出新的一代，舊的習慣和舊的社會觀念仍然會繼續有強大的勢力，使婦女難以維護憲法規定授予她們的那些權利。
（六）言論自由和新聞報道自由
雖然波茨坦公告對於允許日本人享有的言論和思想自由並沒有明顯地加以任何限制，但是在軍事佔領的情況下，言論完全自由是不可能的。要使這樣的佔領有成效，那麼，就佔領的性質本身來說，它不能容許別人反對佔領的政策，不然，佔領的安全或成功就要受到威脅。因此，在貫徹這一基本人權的運動的各方面都經常出現這種矛盾。日本人在這段被佔領歷史的相當早期就意識到這種矛盾。1945 年9 月19 日，盟軍最高統帥部發布了一項新聞檢查法，規定“凡是會招致對佔領軍的不信任和不滿的不真實報道和對盟國的惡意批評，以及關於部隊調動的未經認可的議論”，都在受檢查之列。
兩星期後，盟軍最高統帥部發出一項指令，解除了限制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禁令，但在新聞檢查法中所頒佈的禁令除外。由於在佔領的頭兩年內佔領軍官員進行的檢查並未有明顯的放鬆，由於公開批評佔領是不可容忍的，那就很難使日本人對於“言論自由”這個新觀念產生任何真正的熱情。想要自由談論的那些人發現，對他們最有直接影響的就是佔領問題，而這個問題是不許他們自由談論的。
另一方面，盟軍最高統帥部的宣傳和教育局制訂了一項詳細的有關新聞情報的計劃，由一個專門的新聞機構向各主要報刊、新聞單位和電臺分發新聞。所釋出的材料包括盟軍最高統帥部的政策、活動以及國外訊息，並用口頭說明來補充。關於涉及佔領或涉及盟國的任何事情，新聞界總是遵循官方的解釋的。但是盟軍最高統帥部採取了發揚言論自由的積極步驟。鼓勵和組織民意調查，以促進獨立思考。全國出版者和編輯者協會模仿美國的同類組織，制訂了一項新聞出版章程。同戰前很成問題的標準對比起來，這一團體是提倡新聞報道和編者發表評論的自由的。它確認新聞界有責任並有必要進行符合事實的確切報道。最後，它主張社論應對反對者採取公正和寬容的態度，並應以維護社會好風尚為出發點。在佔領的第二年，在使報道做到坦率和真實方面是有相當大的進步的。國內政局的發展，特別是根據新憲法組成了政府，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但是，除了共產黨人以外，新聞界和電臺都接受了對他們所加的各種限制，而沒有公開抗議。實際上，在佔領的頭兩年，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是很謹慎地限制在純屬國內問題的範圍之內的。
人人都知道，直率地批評佔領是不會被容忍的。
（七）人口增長的壓力問題
雖然平民和軍事人員的傷亡可能使緊張的人口問題暫時緩和下來，但是並沒有提供永久性的解決辦法。實際上，這一問題不久就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尖銳了。在盟軍最高統帥部的公共衛生和福利局的監督下制訂的公共衛生計劃和對疾病的控制，使死亡率降低了。六百萬日本人由國外遣返，戰後出生率突然升高，這些都使人口問題更加嚴重。
公共衛生和福利計劃的首要任務是防止蔓延的疾病和騷動，因為這會危及佔領軍的安全。透過強迫種牛痘以防大花和廣泛注射霍亂、傷寒和斑疹傷寒的預防針，各種傳染病的發病率降到了最低限度。透過噴射滴滴涕，貫徹執行了一項全國範圍的公共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