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時期，本…古裡安和韋茨曼之間的確有過一番實力較量，此事首次公諸於世是在1943年10月26日，前者辭去猶太代辦處執行委員會主席之職。猶太復國主義總理事會投票結果，在三十二票中有二十八票不同意他辭職。結果派了一個代表團到倫敦同韋茨曼商定，本…古裡安可以在1944年3月2日收回他的辭呈，這才解決了分歧。本…古裡安對韋茨曼施加壓力，看來是想迫使他接受比爾特莫爾計劃作為他那時對英國政府談判的基礎；當時，成立國家的要求在巴勒斯坦猶太人的政界中已佔支配地位，韋茨曼顯然是屈服於這一要求。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處在各種壓力之下，這種壓力來自國內猶太復國主義和修正派兩方面的煽動的猛攻，來自軍事部門想從沙烏地阿拉伯更進一步取得石油開採權和飛機降落權，也來自他們在中東的外交代表，這些代表報告說，猶太復國主義者在美國的煽動正在阿拉伯國家引起日益嚴重的反響。1942年由參謀長聯席會議派往中東的一位阿拉伯問題專家哈爾福德·霍斯金斯中校在1943年1月23日報告說，除非採取行動減輕緊張狀態，不然他擔心在戰爭結束前巴勒斯坦會發生衝突，從而使整個阿拉伯中東陷入混亂。
在4月和5月，國王伊本·沙特通知羅斯福，儘管別人竭力促使他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向美國提出抗議，可是他還是剋制著，沒有這樣做，這純粹是因為他不希望使美國或聯合國家在這個時候為難。同時，國務院也已開始同英國討論霍斯金斯提出的建議，即發表一個聯合宣言，保證到戰爭結束後同阿拉伯人和猶太人雙方充分協商後，才對巴勒斯坦問題作出最後決定，但如果在戰爭結束前雙方能取得協議，那就是最理想的了。在這期間，韋茨曼同羅斯福作了一次長時間的政治會談，當時薩姆納·韋爾斯也在場（其時任副國務卿，是個熱心的親猶太復國主義者）。他後來寫道：在戰爭發生以前和戰爭發生以後多次同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的會談中，他聽見總統，“一個堅信理智和自身利益有感染力的人”向他們表明他的希望，一旦巴勒斯坦建成了一個猶太共和國，鄰近的阿拉伯國家就會被物質利益誘使同它結成聯邦——特別是運用外國資本來開發它們的天然資源——它們將會拋棄它們的民族主義偏見。
至於韋茨曼，他說聖約翰·菲爾比在1941年就已向他提出，丘吉爾和羅斯福應該把他們對於猶太復國主義綱領的支援同對伊本·沙特的財政支援和扶植他成為阿拉伯世界“盟主”的打算結合起來；1942年3月11日，丘吉爾曾邀請韋茨曼同羅斯福討論這個計劃，以便在戰爭結束時付諸實施。韋茨曼現在向總統堅持這樣的論點，即如果要謀求阿拉伯人同意猶太人的民族之家（按照猶太復國主義者所作的解釋）。阿拉伯人當然要拒絕；但一旦他們知道這個猶太民族之家已經得到丘吉爾和羅斯福兩人支援時，他們就會預設，但是如果他們察覺到這種支援有點兒漏洞的話，他們的態度就會變得“否定、傲慢和破壞性的”。他說羅斯福叫他不要擔心他的同情和要解決問題的願望，並特別提到伊本·沙特，“他認為此人狂熱而執拗”。
另一方面，科德爾·赫爾則說，這時總統“為國王伊本·沙特的強有力的性格所吸引，渴望同他締交”。5月26日，科德爾·赫爾向伊本·沙特轉達了總統的口信，“讚賞國王的有益的合作和同情的諒解”，表示希望有關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能在戰爭結束以前對巴勒斯坦問題達成友好的諒解。他還說，在任何情況下，美國政府的意見是：“未經同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充分協商，不能作出改變巴勒斯坦基本情況的決定。”7月，總統指示霍斯金斯向伊本·沙特建議，要他同韋茨曼或猶太代辦處的其他代表進行商討，同時他邀請國王或其王室中的一員在不久的將來訪問美國。然而伊本·沙特在8月份拒絕會見韋茨曼，他說未經同其他阿拉伯代表商討，他不能代表巴勒斯坦說話，更不能把這個國家“交給”猶太人，即使假定他一瞬間願意對這樣一個建議予以考慮。同時關於這些轉彎抹角的談判也已在美國洩露，足以引起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反擊：紐約市的一位國會議員猶太復國主義者伊曼紐爾·塞勒於8月18日寫信給羅斯福，以進行一次國會調查相要挾，“除非國務院不再荒謬地反對巴勒斯坦成為猶太人的安身之處”；他指責霍斯金斯和另外兩名官員曾經“為出賣巴勒斯坦效勞”；作為“處於絕境的最後一著”，他呼籲總統在魁北克會議上（8月17…24日）為“巴勒斯坦猶太人的家園”向丘吉爾說項。在美國陸軍部的反對下，霍斯金斯建議的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的英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