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宣告。因此，在戰爭末年，凡是反映蘇聯政策的路透社電訊，往往被蘇聯新聞檢查員查扣，而塔斯社卻能以盡情渲染的蘇聯新聞充塞在波斯報紙上，甚至泰然重新發表波斯左翼報紙中已被查禁的猛烈攻擊政府的文章。蘇聯的其他重要宣傳工具是：波斯本身的左翼報紙，這些報紙於1943年7月聯合成為“自由陣線”；伊蘇文化聯絡協會，成立於1943年9月，得到波斯文化界一些知名人士的支援，並在德黑蘭和其他省份表現得很活躍；德黑蘭電臺，其廣播時間被強迫分配給蘇聯與英國；蘇聯的宣傳性書刊的銷售和蘇聯宣傳電影的放映；德黑蘭的蘇聯醫院工作；大肆宣揚紅軍對波斯居民所做的好事。
國王禮薩退位後，立即有五十三名波斯自由職業者和學生獲釋出獄，他們都是在1938年被控陰謀推翻政府而被判處長期徒刑的。
他們之中有些人是共產黨人，但大多數是具有溫和的、自由主義思想的人。他們都曾在獨裁統治下遭受苦難。他們希望把進步人士和改革者團結在他們周圍，以便對國家有所作為。他們結合在一起組成了人民黨。但是波斯人不予支援，特別是不給予財政上的支援。有產階級是不會去哺育一個只有犧牲他們的利益才能興旺起來的運動的；波斯農民經歷了多少世紀的奴役後，對政治漠不關心，毫無興趣。手工業者是較好的物件，不過，他們的一點點可憐的捐獻要翻上好幾番才能具有相當大的價值。
人民黨領導人於是投向俄國人，俄國人立即提供了可觀的援助。這個黨開始壯大興旺起來，但與此同時也改變了它的性質。新發展的黨員中，很多是追求私利的人，他們認為有俄國的支援，就會得到職位，並在波斯撈到隨著職位而來的好處。這些人中有許多是粗獷而富有冒險精神的高加索人、亞美尼亞人、土耳其人和準土耳其人。其中有些人在俄國受過訓練，是真正的共產黨人；而大多數人則是看中人民黨是個強大的、有生氣的黨，會讓他們有奔頭，有機會。但是很少人以波斯的真正利益為重，而對俄國則都是卑躬屈膝。時隔不久，黨內一些真正的革新者就被一批新人所壓倒。不過無論如何，他們總是軟弱無力的，因為他們當時對俄國人也是十分感激的。
在俄國佔領的地區，人民黨在俄國人的庇護下很快就大權在握。所有的職位和特權非人民黨成員莫屬。反對派都遭到革職、迫害，往往身繫囹圄。有些地方，凡是拿不出人民黨黨證的波斯人，甚至不能上公共浴室或搭乘公共汽車。
原來擔任該黨主席的是前愷加王朝一位體面的開明王子，那個王朝的最後一位君主曾在1925年被國王禮薩廢黜；1944年2月這位王子逝世後，由三個總書記組成委員會接替他的工作，為首者是他的侄子、黨報《領袖報》的主編伊拉傑·伊斯坎達裡，此人在法國求學時就已開始同共產主義發生關係。
可以設想，蘇聯當局在1942年是把維持波斯的安全作為他們在那裡的首要目標，看來他們滿足於僅為人民黨提供便利，而不作公開的鼓勵；但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擊退德國人之後，黨的路線就開始明朗化了。因此，《領袖報》於1943年2月3日說，俄佔區的人民已能親眼看到糧食情況同和平時期差不多了（這同德黑蘭和英佔區的困難成了對比，那裡的困難部分地是由於蘇佔區扣下通常送往南部的糧食所致）；波斯人現在開始認識到，每收復一個北高加索城鎮，就是波斯向自由邁進了一步。
2月22日是國王禮薩1921年軍事政變的紀念日，《領袖報》宣稱，那次政變是外國勢力策動的，實質上是反動的；由於推翻了沙皇的政權，波斯的群眾運動當時也已在國內日益開展，政變的目的就是要粉碎這個運動；在禮薩的統治下取得的進步同一些鄰國發生的變化相比，是不值一提的。
四天之後，《領袖報》報道了人民黨在加茲溫（俄佔區）發表的一篇宣言，它一開頭就描述了波斯的困境：囤積居奇和投機倒把的奸商正在剝削人民；反動派和獨裁政權的代理人在政府裡仍有權勢。工人要不屈服於專制政治，就必須產生一個將會保護他們本階級和本行會利益的公正政府，而欲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組織起來。人民黨的宗旨是全面實施憲法，廢除危害自由和工人階級利益的一切法律；必須透過旨在保護工人、農民、手工業者、熱愛自由的人士和政府公務人員權益的法律。人民黨希望透過和平的方式，不破壞社會秩序、不影響國家安全而達到這些目的。宣言以這些話作為結束：“工人們，農民們，開明人士們，機不可失。打倒反動派！打倒獨裁和專制政治！擁護自由！我們親愛的祖國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