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非官方的外國人和穆斯林估計，穆斯林死亡人數在七千至四萬之間。人們有理由相信較低的那個數字比法國官方發表的死亡一千五百人或許更接近事實。
總督委派的調查委員會終於報告說，這次暴動的近因是當時民族主義者普遍認為舊金山會議將宣佈阿爾及利亞獨立以及阿拉伯聯盟的成立所激起的熱烈情緒。而法國的威望低落、由於裝備較好的外國軍隊到來而造成的印象以及糧食的嚴重缺乏，也都是重要的助因。至於法國官方在發生暴動後遽即對它的“希特勒式”的鼓動所作的種種說法都是感情用事和本能的，沒有證據可以說明他們言之有理。相反，到7月份，內政部長已認為民族主義領導人當時的意圖只不過要“檢驗一下他們的力量，展示一下他們的遊行隊伍，對他們的成員作一估價，加強他們的紀律性，鞏固他們的行動能力，並在法國當局，或許特別是在同盟國政府面前，強調他們的重要性”。一個在暴動爆發後立即到達阿爾及利亞而又被法國政府匆匆召回的調查團發言人在議會里提出了同樣的看法，並補充說，在地方當局不去幹涉民族主義者遊行隊伍的那些地方，他們仍然是平靜的。因此，看來正是那天早晨警察與示威者之間在塞蒂夫發生的那場混戰為種族之間的仇恨和嫉妒、疑忌和恐懼“點燃了火藥包，爆發定時炸彈”，而當時歐洲各國人民正在以寬慰和感謝的心情慶祝他們從六年的戰爭恐怖中抬起頭來。
法國對這次暴動的鎮壓雖然被那些可怕的行動弄糟了，但至少阻止了原來可能發生的甚至更為廣泛、更為血腥的叛亂。英國的讀者們會想起，1919年戴爾准將在旁遮普的阿姆利則採取的類似的嚴厲鎮壓措施。雖然他後來由於越權而受到了紀律處分，但“許多評論家斷言＇他＇制止了當時極為嚴重和危險的形勢不致向遠為惡劣的方向發展，而他所造成的傷亡較之由於混亂的局面可能蔓延而必然帶來的災難是微不足道的”。只有頑固的和平主義者或哲學上的無政府主義者才會否認在那樣的局面下使用暴力有時是有道理的（而那些人中罕有在經受考驗時會言行一致的）。而況在任何特定情況下，使用暴力到何種程度算是正當，不過是事後猜測而已，因為在當時、很難估計如果減少使用暴力，後果會怎樣。歷史學家將仔細研究的倒是採取這種“警察手段”的動機和時間。如果只是為了支撐一個已將完蛋的政治秩序或社會秩序，從長遠來看是不會有什麼效果的。另一方面，暴力的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非常可能造成恐怖，對人類的長遠利益有無好處也大有問題。因此，後世可能會認為一個統治當局鎮壓叛亂是正當的，即使這個當局本身的過分保守的政策也許就是導致叛亂的一個助因。然而民族自決的種子一旦在人民中間牢固地紮根後，也許只有進行大規模的鎮壓才能制止它成長，而這樣規模的鎮壓將違反二十世紀西方文明的道德觀，並且就統治當局的物質力量和精神負擔來說，也會造成過度的壓力。因此，我們可以作出結論：1945年5月阿爾及利亞的暴動雖然多半是由於法國過去種種違法的或不違法的罪惡所造成，但這次暴動發動瞭如此驚人的破壞力和非人的力量，以致法國人只能迅速對之進行鎮壓而沒有別的抉擇。有理由予以批評的是：法國人使用了塞內加爾和外國軍團，而這些人在法國人的縱容下素有殘暴之名；法國國民計程車氣在1870…1871年、1914…1918年，尤其在1940年遭到了一系列打擊，從而滋生了過度的復仇心；佔少數的殖民地統治階級處於被奪去了財產並受剝削的土著“無產階級”的包圍中，雙方易於相互憎恨，而當憎恨達到頂點時，就轉而成為種族猜忌，對此現象，自由派人士的鬥爭顯然並無效果。在本書以後的一卷中，我們將看到戰後法國曆屆政府怎樣力圖醫治阿爾及利亞政體內的這個痼疾，因為法國政府再也不能置之不理或躲躲閃閃了。
第六節 自由法國與摩洛哥
現在還得了解一下摩洛哥到戰事結束為止的事態發展。在戰前，那裡的政治騷動遠不如在阿爾及利亞或突尼西亞那樣勢頭大，因為阿拉伯語、伊斯蘭教的神法以及蘇丹政府的實際權力過去從來不曾遠越西北低地及其非斯、梅克內斯和拉巴特等城市。另一方面，在阿特拉斯高地，那些殘存的、實際上獨立的部族酋長說的是柏柏爾方言，這種方言沒有化為文字，更談不上作為傳佈經義和偉大文獻的媒介。這些酋長只是在名義上承認蘇丹的權力，而仍舊依據伊斯蘭教產生前他們祖先的習俗統治各部族。法國人從來沒有考慮到要使柏柏爾人阿拉伯化。相反，法國人看到了一個機會，只要在軍事上征服阿特拉斯高地，他們就可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