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堅持把運輸業務移交給一個在他的工作人員監督下的德國管理局來管理時，撤職的決定就執行了，並沒有造成什麼災難。在英佔區，糧食和農業管理處比較成功他說服其上級相信在面臨當前糧食匱乏的情況下，不可能冒著供應脫節的風險而撤銷納粹糧食採購機構（中央農業管理局），儘管從農民徵購來的糧食不足，有時據說是由於擔任這項工作的德國人不可靠。盟國專家們拒絕十分嚴格地實行非納粹化，也是十分自然的，因為這意味著用業務比較生疏的新手去代替受過訓練的熟手，納粹官員並不是那麼一下子就會暴露出他們的缺點的：不善於找出馬腳的盟國軍官們碰到顯然和他們同樣型別和同樣背景的人，就感到為難了。
為了解決鑑定納粹黨員的問題，盟國設計出一種個人問題登記表（Fagebogen ）。如果這件事做得有些近乎是酒樓茶肆中的開玩笑，那麼缺點不在於這件事本身（其目的不過是蒐集判斷個人情況的證據），而在於不可能立刻建立起一個制度來處理這些材料。正如前面已經講過的理由，一位軍政府官員在某地呆過一個相當長時期的是例外，而新來的人每每感到難以發現他們的前任做了些什麼，更不要講為什麼要做的理由了。所以德國人只得填寫一連串的個人問題登記表，向每一個新來的當局遞送一份，指望能有一個領導人給他們定一個確定的和公認的類別。他們的希望每落空一次，他們對盟軍這種176 辦法的信念就減少了一些。然而在集中研究——實際上就是透過四方談判——制訂一種程式並把適當的指示傳達給地方官員們以前，地方官員們對於個人問題調查表，只是向身邊的公安和反間諜部門的同事們徵求一下意見，以便決定暫時讓這個人留在原來的崗位上或任命他擔任另外的職務有無危險。而負責回答這類問題的官員們在作出回答時所掌握的證據又極不充分。個人問題調查表本身漏洞很多，很容易讓填寫人弄虛作假；為了堵塞漏洞，把表中提出的問題逐步增加到多至一百三十三項，盟國官員中會講德語並熟悉德國情況的又為數很少。大多數符合上述條件的人又不得不擔負特殊的任務，於是非納粹化的問題就照例交給那些在美國或英聯邦各國公安警察部門任過職的人。如果說指導誰該撤職的原則並不總是很呢確的話，那麼指定由誰來補缺的原則更是兒乎不存在了。最省事的辦法是徵求德國人的意見——但是妨礙盟國官員作出判斷的那些因素，也同樣妨礙他決定應聽取哪些最好的意見。於是在這種情況下挑撥是非，飛短流長和耍弄陰謀就極為盛行，或者是讓那些嘴巴靈巧又善於看風使舵的人、道貌岸然的反動派或者可以冒充不關心政治的保守分子佔了便宜，那就不足為奇了。
在最初幾個月，俄佔區的情況似乎也沒有多大出入，雖然那裡成立了反法西斯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的活動又受到了支援和鼓勵、因而使得徵求德國人意見的問題大大簡化。俄佔區把非納粹化的責任交給德國人擔負的甚至比美佔區還要多。俄國人並未有計劃地把共產黨員都安插在所有重要崗位上，而且能夠毫不躊躇地任命那些估計會被他們視為資產階級反動分子的人去任職。俄國人用什麼人是根據他們對某個人能不能唯命是聽的估計，但是也讓人明白無誤地知道如果不中他們的意，處置起來是毫不留情的。正如一個俄國人向一個德國人所說的那樣：“因為我們不大可能在政治上受影響，我們敢於儘量利用納粹分子的聰明才幹。對於你們來說情況就不同了。”因此，他們起用馬克格拉夫為柏林市警察局長，讓施泰德勒在他們的經濟管理機構中任職，讓貝希勒當勃蘭登堡州的內政部長，此外還使用了代表納粹政權在巴爾幹各國多次進行外貿談判的蘭德韋爾、第三帝國首屈一指的機車工程師奧赫爾和坦克專家奧古斯廷。法國人同俄國人基本上差不多，原則上不信任一切德國人，但是卻認為，透過接觸，就能識別誰在有人監督的情況下工作靠得住。所以法國人對於納粹分子的經歷不是那麼挑剔的。177 然而原來的意圖是在四國共管的基礎上統治德國，為此，在非納粹化方面如在其他方面一樣都必須擬訂出共同的方針政策。擬訂這種政策的第一步已在波茨坦協定第二部分第三、第五、第六段中有所規定，而這些規定又是參謀長聯席會議第一○六七號指令所體現的政策的繼續。第二個必要步驟就是根據經驗擬訂出更詳細的有關逮捕和撤職的類別。內務和交通管理局進行了這頂工作，因而在1946 年1 月盟國管制委員會頒發了第二十四號命令，這項命令不過是把美佔區和英佔區業已實施的政策略加修改而已。它對被逮捕和撤職的人最後怎樣處理的問題仍無規定。1946 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