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1946 年春，由科隆的紅衣主教弗林斯和萊茵蘭的主教們就有關在俄國及其他地方德國戰俘的命運共同簽署了一份嚴重抗議書，並按指示在所有天主教堂的佈道壇上宣讀，結果成為一種正義的呼籲。後來，在1946—1947 年冬，紅衣主教弗林斯因說了下面的話而使佔領當局頗為憤慨，他說：“我們也許阻止不了個別人拿走維持其生命和健康所迫切需要的東西，如果他不能靠工作或請求來獲得那些東西的活。”
德國教會在它們與盟國的關係方面所特別堅持的是需要獲得那種它們視為基督教徒的待遇。明斯特的主教馮·加倫在大戰期間對於納粹揚言要對盟國的轟炸進行報復曾經予以駁斥。他在1945 年宣稱，這件事使他有權利“用同樣的方式去譴責許多出於仇恨和渴望對我們先前的敵人進行報復的言行”。而武爾姆主教也在前面所引用的信件中質問道：英國人和德國人難道不應該“在為我們的罪孽而殉難的上帝面前並以他的名義來訂立一個盟約，宣佈寬恕而不是復仇嗎？”人們普遍認為，這種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要求，如果不在某些地方使之終止，將會把世界引向災難。
毋需多加思索就可明白，這樣一種態度在盟國當局看來是多麼討厭。有些人認為，教會為了爭取以“寬厚的”252 和平取代“嚴峻的”和平，出來阻撓佔領的目的。另一些人比較單純地認為，沒有哪個德國人有資格對於處理其國家的方法怨天尤人。顯然牢騷埋怨不僅傾向於強調佔領的缺點，無視佔領的成就，而且毫無歷史常識。他們不去注意盟國對德政策是怎樣制定出來的，也不注意那些政策又是在怎樣巨大的困難情況中貫徹執行的。他們也無視這樣的事實，即戰爭的程序使德國為四個獨立的大國所佔領，而各大國對其餘三國都只能施加有限的影響。有時候那些批評好象是故意不想去了解各項政策為什麼要制定的原因。但這種意見齦齲並不是絕無僅有的。如果誰要把絕對價值用之於人事，就可能產生這種衝突。而教會在所有的組織團體中最有資格要求以運用絕對價值為其任務，而且拒不承擔考慮到種種困難的任何義務。這是至善論者與事務家之間年深日久的衝突。此外，德國的教會因為太不關注政治領域，不堅持把宗教原則運用於公共生活而長期受到譴責。這是教會領袖們在戰後想予以克服的一個缺點。尼默勒牧師在特賴薩會議上說：“在真理、正義和自由的思想方面，基督教的信仰與民主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它必須在政治生活中體現出來。”1946 年1 月在德特莫爾德召開了英佔區的教會領袖和國家官員的會議。決定教會承認在建立以社會正義為基礎的世界和日常生活的事態方面有合作的任務。基督教民主聯盟這一概念就意味著基督教具有從事政治事務的職能。另一方面，當時的巴代利亞州總理赫格納博士在1945 年11 月說道：“每個好基督教徒可以無保留地成為一個社會民主黨人，而每個社會民主黨人可以無保自地成為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具有同樣趨勢的另一個跡象是懺梅教會在柏林建立了一個神學研究院，該院學生並不專門研究神學而是探索向一切科學提供一種新的宗教基礎。
所有這些都是值得讚美的發展。如果教會要在世俗事務方面產生影響的話，它們就會試圖對構成德國真正政府的盟國施加影響，這是完全合乎邏輯的。教會所持立場的種種原因到時候終於在英美工作人員中得到更好253 的理解和尊重。誰也不會願意去設想，盟國政策遭到批評的方面正是人們要想突出讚揚的方面。但是，西方盟國與教會之間的關係明顯地產生出盟國在尋求解決德國問題過程中所面臨的種種困難。有一批人或許希望找出最能與跟國求同之處，但他們不願意按盟國的條件來合作則是清楚不過的。他們同社會主義者和工會一道，首先要求由本國負責的領袖人物自由地解決自救問題。他們雖然願意考慮外來的思想，但不打算全盤採納。比較保守的教徒並不特別相信民主的種種優點；他們中有一位說道：“藉助於一種政治制度來設法醫治德國人民的唯我獨尊的毛病，就好象把馬韁繩套在馬尾上一樣。只有在人們已達到成熟階段，能亨人間的自由，克盡人間的義務的時刻，政治制度才可以認為是名副其實的和具有決定意義的。”首先要求盟國幫助的是創造經濟和外事方面的條件，使新社會有機會生存下去。與其說教會對共產主義敵意很深，倒不如說這種敵意助長了對於盟國的政策心懷疑慮，這種政策好象永遠要把德國一分為二，要讓德國東部的同胞幾乎沒有希望早日得到解放。這些人並不是按照恰好為盟國所喜歡的任何調子跳舞的木偶——因為他們之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