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國家奧地利”。法國人對本國所遭受的戰爭破壞滿懷慘痛的經歷，無怪乎他們在完全控制其佔領區後，有那麼一個時期對美國要把蒂羅爾的戰爭工業轉變為有利於奧地利經濟的和平工業這項政策顛倒過來，開始為他們自己的利益而予以接管。他們無法從本國取得足夠的糧食供應，無怪乎他們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仰仗國外，從而消耗了供應奧地利居民的本來不足的糧食。
由於同樣的原因，他們有一段時期不願意給予奧地利政治黨派和報刊以許多自由，不肯貿然停止那種拆除工廠裝置運回法國的做法，這也不足為怪。在這種情況下，法方在許多問題上很自然地對蘇方的態度比其他西方國家較少地表示不滿了。有一個時期在討論清除納粹影響時，總是發現法國代表和蘇聯代表站在同樣的立場上。在其他許多問題上，法方在四國談判時則以東西方的調解人自居，以彌補它本身比較缺乏政治力量的缺點，但它這樣做卻能為達成妥協性解決辦法作出可貴的貢獻。要它不再充當這種角色而幾乎是理所當然地站在其他兩個西方盟國那邊，這隻能是逐步的。
至於美國人和英國人，儘管他們最願意看到奧地利人的優點和長處，但如果他們對許多奧地利人曾站在希特勒一邊作戰到底，而且有些人還正式列入戰犯名單這件事一下子就淡忘了，那麼他們簡直是有乖人性。在佔領的最初幾周內，美佔區和英佔區都禁止和奧地利人友好。這一禁令的取消，在美佔區約為7 月底，在英佔區則稍微早一點，原因是6 月29 日丘吉爾給了亞歷山大·卡多根爵士一份具有特色的備忘錄。此外，當三個西方盟國到達維也納的時候，關於蘇軍暴行的傳聞充斥於耳。過一些時候，他們才明白那些傳聞有許多是確有其事的，並非象他們起初所想的那樣，以為有人希望破壞戰勝國之間的關係而忠實地照搬戈培爾之流的宣傳。
然而，這些保留態度都是暫時的。盟國對奧地利人和德國人畢竟要區別對待，這是根本的。因此從長遠觀點來看，它意味著猜疑較少，神經緊張較輕，任意使用強權的誘惑力較弱，對人類苦難自然而然產生同情的抑制力較小。它也意味著總的看來，在再次管理自己的事務方面，奧地利人一開始就受到了鼓勵。如前所述，甚至在盟國到達之前，許多地方已經形成了新的管理體制的核心。儘管俄同士兵有過種種不正當的舉止，儘管俄國人對奧地利有組織地進行過掠奪，但他們不僅建立了一個臨時政府，而且允許這個政府在蘇聯控制區範圍內享有相當大的行動自由。在其他佔領區內，三個西方盟國都透過自己的若干方式而且比別人更早一點允許在州一級基礎上成立臨時行政管理機構，並且採取儘可能透過這些機構來進行工作的原則。所有這一切，從一開始就使佔領國與當地人民之間的關係比同時期的德國情況要好得多。
還有一點是戰爭破壞的相對程度。奧地利的傷亡人數絕不是微不足道的——死亡或失蹤者估計為三十五萬人，傷十七萬人；1945 年底有數以萬計的人仍然是戰俘，大多數在蘇聯。這對總數只有七百萬的人口來說，遭到的損失是非常嚴重的。空襲與戰爭的破壞，奧地利也未能倖免。德國人在林茨建立了一個重工業的聯合企業；在蘭斯霍芬有一個制鋁廠；德國梅塞施密特壟斷組織在維也納新城有一個重要的飛機工廠。這些目標和其他工業目標都遭到猛烈的轟炸——在維也納新城，經過聯合轟炸和最後幾次戰役，只有十八所房屋完好無損，城內人口從1944 年的四萬五千人減至1945 年4 月的八百六十人。在維也納市內，許多地方的街道上瓦礫成堆；街燈蕩然無存；運輸緩慢得猶如涓滴細流。然而，按比例來算，這種破壞程度還不如德國之巨大，因為德國的工業城市是既大又多。在相當多的奧地利農村地區，村莊和小市鎮實際上還完整地保持著傳統的生活方式。在奧地利西部的一些地區，甚至可以說從未發生過戰爭。無庸置疑，所有這些都有助於委員會開展初步工作，比在德國面臨的相應任務要輕鬆得多了。
最後，如果加以比較，誰都知道，奧地利人民和德國人民在性格上是有所不同的，即使我們假定奧地利不是被解放而是戰敗的，這種性格也一定能產生重大的影響。如果把性格一般化了，那是很危險的。在德國南部和奧地利西部的居民之間，他們的性格區別也許不太明顯。但從總的看來，區別是仍然存在的。奧地利人具有這麼一種特性，他們的敵人稱之為懶懶散散，不負責任，他們的朋友則稱之為快快活活，寬恕容忍，不願意把事情看得太悲慘。這種特性是“搖搖欲墜的帝國”互讓互諒的產物，是奧地利人處於歐洲的一個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