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巴拉克閣下已準備在1947年的復活節時就照辦，但遭到馬龍派總主教昂頓·阿里達閣下的拒絕，他一貫認為，“既然黎巴嫩是基督教徒在列萬特的唯一避難所，它的獨立就應特別受到法國的保護”，以免遭受敘利亞穆斯林的侵害。作為一種妥協，雙方後來同意領事彌撒不再象以往那樣在貝魯特的馬龍派大教堂舉行，而是改在布克爾基的大主教駐地舉行。在法國有人認為，就未解決的各項問題達成一項協議，這事可以推遲到1947年的下一次選舉之後再進行。因為到那時黎巴嫩將有一個“比1943年更加自由的投票選舉所產主出來的”政府；但事實上，1947年5月25日的選舉“普遍地被認為是一出耗資巨大的滑稽劇。甚至連政府的支持者也同意這一點，雖然他們也爭論說，不公正地劃分選區是不必要的，因為不管在什麼情況下，政府提出的候選人反正能夠極其容易地穩獲勝利”。
在法國的朋友們遭到了這次失敗之後，法國、黎巴嫩和敘利亞的代表們10月1日在巴黎開始了財政談判。敘利亞和黎巴嫩所發行的紙幣，約相等於二百三十億法郎，是歸法國控制的敘利亞一黎巴嫩銀行管理的，作為它的準備金的資產都存放在巴黎。法國建議在今後兩年中用商品或歐洲貨幣交付七十億法郎，移交法國在列萬特的財產，其價值估計大約二十億法郎；並保證其餘的部分在十年內不受法郎貶值的影響。黎巴嫩政府接受了這個建議，但敘利亞人堅持說，賈德魯將軍在1944年1月曾許諾，法國在任何時候都將保護敘利亞和黎巴嫩的貨幣不受貶值的影響。
他們拒絕了法國對其財產的估價，堅持說很大一部分財產已在委任統治時期被強迫出售。他們抗議法國把委任統治時期維持這裡的特稱部隊的一部分費用也算在他們的帳上。此外，據說提由於法國人利用局勢作出種種努力，才使他們的貿易和文化利益有所恢復—對這種神話，他們也感到憤慨。因此，敘利亞政府在1948年1月31日宣佈他們獨立於法郎集團之外，而法國與黎巴嫩則在2月7日簽訂了一項協定，法國對黎巴嫩作了讓步，特別是接受了黎巴嫩出口貨中的很大一部分，以便縮小同法國貿易的極為懸殊的逆差。
敘利亞和黎巴嫩政府，在它們同法國的關係這個問題上，都已變得更傾向於拆散夥伴關係、因為它們雙方在分配作為委任統治時期的遺產的經濟上的“共同利益”方面，特別是在關稅政策方面，都沒有達成協議。這樣，戰時敘利亞和黎巴嫩的政治家們為了從法國獲得國家的獨立而實行的聯合，不久就變成了強調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獨立發展主義。而且，雖然法國在穆斯林敘利亞的影響仍然是微乎其微的，至少在1949年3月民族集團政府垮臺以前是如此，但是法國對“貝魯特的普遍的奢侈和安逸”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在黎巴嫩的基督教徒中間的影響，一般他說，是透過各種方式被“穩固地肯定下來了”。在敘利亞的胡斯尼·扎伊姆短暫的獨裁統治期間（1949年3月30日—8月14日），法國在敘利亞的影響有了顯著的增長。可是當扎伊姆被一個敵對的軍事集團判處了死刑時，通常要作出反應的《世界報》就毫不遲疑地在1949年8月16日把法庭謀害他的責任歸之於“斯特林、弗里爾、斯皮爾斯、格拉布和康佩奈之流，對他們來說，敘利亞的一個真正的民族政權，倒是一種反常狀態，必須加以消除”。不過，人們希望，1950年5月25日英、法、美三國政府宣佈的一項共同的中東政策，已最終地使這一場歷史上的競爭歸於消滅。
第二章 英國—埃及關係
第一節 談判的背景，1945—1946 年
我們在這套叢書的前面一卷中已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半年中，埃及政界輿論迫切希望透過英軍和英國當局的撤出埃及和英—埃蘇丹，完全結束埃及依附於英國的局面；顯然，英國的政策仍保持不變，這或者是由於（正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一樣）它被世界上其他地方更緊急的事情所纏住，要不就是因為丘吉爾個人仍傾向於把埃及看作是英國從前的保護國。據說，把英國戰時司令部和大批駐軍從埃及的兩個主要城市開羅和亞歷山大撤走，已成了英國外交部和軍事當局之間的一個爭論的問題；而後來奧特林厄姆勳爵（即從前的愛德華·格里格爵士，他在1945年8月12日以前曾任英國常駐中東大臣）宣稱，早在9月他就勸告新成立的英國工黨政府立刻宣佈這樣的撤退，並在條件許可時，立即付諸實現；據說，當時英國駐開羅大使館就提出勸告，反對採取這樣一種姿態。後來《圓桌》季刊的一篇文章說，在戰爭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