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重的事件。當蘇聯駐安卡拉大使館的一名官員被強迫押解回國的時候，據說該官員的穆斯林出身的妻子跑到土耳其政府那裡請求避難。1949年5月，蘇聯大使館說收到她的一封信，要求從上耳其警察局的“扣押”中“開釋”出來，但是土耳其內政部卻拒絕把她引渡給蘇聯大使館。
5月31日，蘇聯外交部通知土耳其駐莫斯科大使說，前一天土耳
其的一個外交信使單身搭火車從莫斯科往安卡拉途經外高加索時自殺，死於蘇聯邊境內一百五十英里一個叫做索契地方的醫院裡。至少可以說，這兩件事湊在一起顯然太巧了。上耳其政府對於這個信使的死亡原因所抱的懷疑態度，在授予死者以英雄稱號並派遣九名高階將領參加他的葬禮一事中，表現了出來。
1947年12月，屬於全國學生聯合會的五千名安卡拉大學的學生舉行了一次激烈的示威遊行，要求開除三名在美國受過教育的教師，指控他們搞共產主義活動，並且以同樣的罪名從該大學校長那裡勒索到一份書面的辭職信，而其罪名顯然是以他二十五年前寫的一篇文章作為根據的。當這三個受嫌疑的教師事件提交到大學聯席會議上審議時，比較老成持重的伊斯坦布林大學代表認為控訴的證據不足，而代表安卡拉大學的少數派則認為他們有罪，據說還企圖對他們採取停職的行政措施。在土耳其與保加利亞接壤的邊界上，雙方都有巡邏隊嚴加防守，但對於在兩國之間往來的特務或逃亡者來說，仍有可乘之機。1949年6月，土耳其政府加重了對顛覆活動的刑事處分。另一方面，土耳其反共編輯中的一個領導人物發動了一個運動，要求重新審查著名詩人納津·希克梅特的案件。據說，希克梅特承認是共產黨人，他的著作敗壞了武裝部隊計程車氣，因而在1937年被判處二十八年徒刑。他的判決不但明顯過重，而且對於判決所根據的那項法律是否有效一事，有人也表示了種種懷疑。在經過十九天的絕食而他的支持者又同反共學生髮動了一場嚴重衝突之後，他受到了特赦，於1950年7月15日獲釋。然後於1951年6月，他逃往蘇聯。
1949年初，西方為締結北大西洋公約做了許多準備工作。土耳其和希臘政府作為美國軍事援助的受援國，自然對此發生興趣。
2月，土耳其外交部長內吉梅丁·薩達克在動身前往倫敦和巴黎前聲稱，雖然土耳其參加這個籌劃中的地區性的大西洋公約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它的興趣卻在於建立一個包括土耳其、希臘、義大利、法國和英國在內的地中海安全體系，他還補充一句說，土耳其參加巴勒斯坦調解委員會是由於真誠地希望看到一年多來毒化了中東的阿拉伯一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衝突能夠解決。希臘外交部長也表示了同樣的興趣；在薩達克與貝文和法國外交部長羅貝爾·舒曼舉行會談之後，《泰晤士報》在一篇重要文章中用同情的口吻評論說，希臘和土耳其政府希望這個新的公約不至於影響對它們商國的供給和援助，這種希望得到保證的心情是很自然的。然而，北大西洋公約的全文公佈時，卻把義大利以及阿爾及利亞的三個北部省也包括了進去。為此，土耳其執政黨的機關報《民族報》於3月26日發表了一篇非常不滿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佩亞米·薩法聲稱：
“由於西方所組織的安全體系不把我們放在眼裡，我們同樣也可以不把它放在眼裡。這樣，我們的外交政策反倒有了自由和靈活性，得以適應我們鄰國的諒解。”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戰在世界其他地區爆發，土耳其是可以避免牽涉進去的。美國答應給土耳其的一切，不過是“兩個星期的抵抗”，繼之而來的則是“被佔領的歲月，在此期間土耳其不得不冒著一半上耳其的城市被摧毀，一半上耳其居民被消滅，而讓另一半剩下的居民變成布林什維克的那種風險，來等待西方盟國的捲土重來”。然而，兩天之後，《民族報》又發表了另一篇文章，說：頭一篇文章代表的只是個人的觀點，而該報也不是直接屬於政府或外交部的機構。觀察者卻不相信最初的這篇文章沒有官方的批准居然會刊登了出來。但是土耳其的其他報紙則很快就把《民族報》的這種中立假象揭穿了。土耳其外交部長在動身訪問美國之前宣稱：關於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不負責任的意見是不加以考慮的”，他在議會里已對外交政策作了說明：“土耳其如果受到攻擊，當用一切手段保衛它自己；但如果受到攻擊的是另一個國家，土耳其則將根據其條約上的義務而決定其態度。”
當他在美國時，他對美國駐德軍政府慕尼黑機構的代表間接地提到上一年7月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拒絕他要求同美國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