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的爭吵。
1945年，工黨政府設法使議會制訂了一項新的法案，授權當局向工業界課徵某幾種特別稅，以保持物價穩定。這一法案激起了相當大的反對，特別是保守黨人的反對，從而暴露了政黨之間的根本分歧。為了穩定物價，還必須對農業實行補助，而這種補助構成了預算的沉重負擔，因此也就有必要增加捐稅。儘管如此，農業經營者們還是對他們所認為的農產品價格太低極端不滿，雖然政府於1947年同意提高几種最重要農產品的定價，但群情騷動如故，1947年秋季的市政選舉中投保守黨和農民黨的票數增加就表明了這一點。由於挪威經濟資源有限，物價補助的鉅額支出勢必損害國防，這就使傳統上一向強調防務的保守黨，對納稅人的錢之用於補助，格外有意見。
在這個問題上，保守黨是走在輿論前面的——的確，在戰前它就曾如此——但輿論也並不落後太遠，因為這時人們的看法正在發生大變化。經過這次戰爭之後，挪威的一個幻想破滅了。它現在確信，由於它所處的戰略地位和它的商船隊的軍事價值，永久中立的政策是不現實的了。同時它也同樣確信，只有在各大國繼續合作的基礎上搞集體安全，今後的和平才能有保障，又因為它對蘇聯的善意有信心，它深信和平確乎會這樣得到維護。而且，1946年2月，挪威外交大臣特呂格韋·賴伊當選為聯合國秘書長，給挪威帶來了它在該組織中的某種既得利益。在挪威，這種普遍自滿的心情和特別對蘇聯的那一片好心好意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在英國和美國開始對俄國的政策產生懷疑之後很久，挪威的這種心情還繼續存在著，儘管從德國和東歐愈來愈頻繁地傳來令人不安的報道，它還仍然如此。的確，挪威起初還對自己能夠避開西方大國和東方巨人之間很早就出現的那些外交僵局和衝突而自鳴得意。1945年9月，俄國人毫無異議地撤離他們所解放的挪威北方各省——此舉堪與他們的撤離丹麥波恩霍爾姆島相媲美——進一步加強了挪威的這種信心。在挪威方面，擔任外交大臣的特呂格韋·賴伊小心認真地對蘇聯政府採取友好和解的態度，而繼他任外交大臣的哈爾伐德·蘭格開始時也照他前任的榜樣行事。的確，在挪威同樣也存在著英國工黨上臺時所表示的“左派同左派對話”的那種虔誠希望，而且，鑑於挪威工黨的歷史，這種希望在挪威最初看來似乎更有根據些。挪威之所以要和蘇聯維持良好關係，還有這樣一個很有說服力的理由：由於蘇聯重新獲得了以前通向北冰洋沿岸佩特薩莫的一條在芬蘭領土上的走廊，挪威重又同蘇聯接壤了。
1947年初，當挪威公眾第一次獲悉俄國人最初於1944年就已提出的共同防衛挪威領土斯瓦巴德（斯匹次卑爾根）的要求時，他們對蘇聯的善意所抱信念發生了動搖。可是，當他們發現議會對蘇聯政府要求的堅決拒絕並未引起莫斯科的敵意反應時，這一信念又恢復了，至少暫時是這樣。事實上，在其後一年中，儘管國際局勢日趨緊張，挪威人仍拒不正視事實，堅持不願承認他們的外交政策方向有調整的必要。然而，較有見識的挪威人士這時已看得很清楚：各大國已在為未來可能的衝突準備戰略陣地；在這樣一場衝突中，北冰洋很可能成為戰略上至關重要的一大戰場；而不僅斯匹次卑爾根群島本身，就連挪威北部海岸也都將構成蘇聯防線前緩衝工事的一部分。但是，一直到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發生共產黨政變，接著俄國又對芬蘭施加壓力並對挪威本身也開始了“神經戰”之後，挪威一般人的看法才發生真正的轉變。這一轉變終於導致了對蘇聯幻想的徹底破滅，並使他們愈來愈願意同西方結盟。
第十卷 四國對德國和奧地利的管制
前言
德國不僅僅在地理上位於歐洲的中心。幾年來的經驗充分地證明了德國的繁榮對其毗鄰國家關係至為重大，影響也極為深遠。因此，對負責編輯《國際事務概覽》者來說十分重要的是：叢書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德國狀況，對於為重建德國，特別是在至為關鍵的早期所面臨的問題，不掌握第一手材料，對這個問題是難以理解的。正是出於這種考慮，皇家國際事務學會乃約請邁克爾·鮑爾佛先生撰寫該卷中的德國部分。鮑爾佛先生專攻歷史，他熟悉和研究德國問題達二十五年之久。1945—1947 年間他還在盟國管制委員會（英方）提任負責工作。但是他的這種官方背景不應被理解為官方同意他的見解；他在撰寫本書過程中一直沒有機會接觸官方正式檔案，書中所表達的純屬他個人的見解。
鮑爾弗先生此著大體上包括1945 年5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