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被德國的武裝力量壓倒這一點，張伯倫似乎並不怎樣擔心，他在其任期內始終固執地低估了德國的軍事實力。因為，他本人從不全力進行重新武裝英國，卻又在1938年9月22…23日戈德斯貝格會議以後考慮可能要同德國打仗，對德國越過布拉格再向前推進拼命進行阻撓——1939年3月30日他給波蘭一項英國的保證，並於1940年4月5日，即“假戰爭”的最後幾天，公開發表意見，說德國已經“失掉了機會”。
毫無疑問，英國國內黨派政治的舌劍唇槍——也象不愉快的綏靖時期一樣，用上了英國罕見的刻毒語言——是使一項經不起風浪的政策不明智地維持下去的因素。張伯倫和他的保守黨的夥伴們，從他們方面說，他們是被他們的反對者的那種可惱的而且在他們看來是卑劣的古怪行為粗暴地搞得分了心。那些昨天還在罵他們是“帝國主義者”，還在鼓動進一步裁減聯合王國的軍備的人，今天竟然罵他們不願意打仗，指控他們卑鄙地犧牲了英國的和集體的利益，這該是何等荒謬啊！以前反對將新加坡基地建造完成，這時卻又要求使用英國海軍對日本進行制裁，這又是什麼邏輯？國聯的支持者們當真會愚蠢到達種地步，以至於設想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搞到什麼嗎？這些抱著近代世俗信仰的信徒們難道真會從寫成國聯盟約文字的斷簡殘篇中看到魔術般的護符，可以用來代替充分的軍備和使用它們的充分決心了嗎？單純從邏輯上講，那似乎是，保守黨人在這一點上的論據是最充分的，但是對人而不對事的話，他們是沒有充分理由去反駁相反的論點的。因為自從1918年12月14日勞合·喬治的“卡其服選舉”以來，在過去的二十一年中除去三年外，都是由保守黨政府執政的，所以，把英國軍備保持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水平的權力和責任，在整個這段時間內，實際上都在他們自己手裡，而他們所遇到的來自他們的反對者方面的阻撓，至多不過是一些軟弱無力的詞句罷了。
反對派施之於保守黨綏靖者的這些氣惱和輕蔑，當然要導致加倍回敬。這些自命的“委任醫生”真的心地如此狹窄、眼光如此短淺，竟會不覺得和看不到集體安全事業乃是這一代人類的至高無上的共同事業，而一切善良的人們都應該把所有次要的事業都從屬於它嗎？即便他們的行動缺乏想象力，以為自己只是英國利益的受託管理人，他們真的如此愚蠢，竟覺察不到，在當前的世界上，即使最強大的國家也不復能在沒有支援的情況下保衛自己，因此保衛英國利益的唯一切實可行的辦法難道不就是把它的全部力量投入共同事業去贏得集體安全的真正成功嗎？把自己打扮成大家擁戴的國聯的鬥士去參加競選，並贏得了1935年11月的大選，然後又在1935…1936年衣索比亞危機時拋棄國聯，這難道不卑鄙嗎？為了贏得選舉，曾信誓旦旦地騙取選票，一旦選票到手，便無情地扯毀競選保證，當初就存心不良，於此暴露無遺，這不是無恥又是什麼？一到最後關頭，保守黨綏靖者就變得極其害怕戰爭，他們還有資格要求什麼道義上被稱許嗎？他們是否確實已經變成了真心誠意的和平主義者，抑或他們是在暗地裡——象他們法國的一路貨色那樣——忖度著，法西斯國家是對所有國家的富有階級宣誓效忠的特別警察麼？難道他們上當受騙，誤以為必須在他們的階級和他們的國家之間作出選擇？而在這一錯誤的信念之下，他們是否作出了這種缺德的決定而把他們的階級利益放到了第一位？
聯合王國這兩派人的互相責難無疑都是頗欠公正的。實際上是可悲地重複玩弄著英國的典型把戲：未必就是家醜，卻當眾宣揚；實非斷了翅膀的公雞，卻耷拉著翅膀示弱。在1939年，就象在1914年“克拉事件”的時候一樣，不湊巧和出乎意外的、然而是必然的結果，誘使固執剛愎又貪得無厭的愚蠢的德國人相信——而且是基於這一信念啟釁的——英國公雞不想打仗。保守黨人不是贊成搞軍備嗎？其條件是決不使用這些軍備；而干涉主義者不是贊成使用軍備嗎？其條件卻是決不提供軍備。同室操戈、自行分裂到如此荒謬地步，還能設想有僥倖圖存的機會麼？當然，德國人一生犯下兩次同樣的錯誤是無可寬恕的，但在他們的無理申辯中有一點卻是最動聽的，那便是說英國人擅長害人藝術。他們是以假象騙人上當的老手。
在希特勒佔領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前夕，蘇俄不同於西方國家的主要之處在於：蘇俄領袖們確信這事必然會發生。而且他們還認定，這一依然未經宣佈的行動終將只是一系列侵略行動之一而已。這也並不奇怪，因為就蘇聯政府而論，如果侵略者尚未出現，那也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