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在不增不減狀態曾經是德川制度其他一切的基礎，是德川政權要把日本生活凍結二百五十年之久的企圖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即使說這種企圖只是取得了區域性的而且是逐步減小的成功。明治維新意在用同樣徹底控制之下的西方化過程來取代徹底控制下的閉關制度，新時代的政治家們在追求這一目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但他們未能保持住對人口增長的控制。先前對出生人數的抑制，由於文化變遷的潛移默化而隨著從前習慣的廢棄而消除，一個新的抑制——即對死亡人數的抑制——卻由於現代西方衛生學成功地傳入日本而起作用。人口增長失去了控制，因之到了1939年這一社會不幸所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問題便變得那麼纏擾不休，致使日本政治家們的治國之才迄今尚能設法保持的那種審時度勢的主動自由，大有被剝奪以去之勢。
人口按這樣的幅度增長，對於處在任何情況下的任何國家，都會是個嚴重的難題；而明治時代的日本，情況更有幾個特別不順遂的特點。日本的天賦自然資源不論拿何種型別的經濟來說都嫌貧乏。它的可耕地不及其面積的五分之一；森林覆蓋的陡峭山巒不宜於放牧；礦產之貧乏又絕不亞於義大利。自然地理的這些無情事實，給它的食品生產和它利用本國資源無論為輕工業或重工業提供原材料的生產都設下了嚴格的、狹窄的界限。因此，新體制下人口的急劇增加使它有必要去找額外的土地，供它殖民和耕作，以排出過剩的人口，或者透過提高生產率，做到以日本製成品去購買外國食品和原料，為國內多餘人口謀生計，從而避免移民出境的必要。但是這兩種理論上說來可供選擇的解決辦法的前一種，在1939年事實上已無法考慮了。
本來，日本移民到加利福尼亞和新南威爾士是最合適不過的了。但在這一點上，日本人顯得荒唐可笑的是，他們堅持奉行那個最後證明是站不住腳的閉關政策竟達兩百多年之久。十七世紀初，日本人曾經是一個以航海為業的民族，當時他們在造船和航海方面的技術並不亞於西方國家。他們進行著橫渡大洋的遠端航行，他們有著象英國人和那些屬於英國人後裔的人民一樣的機會去發現並殖民於北美西海岸和澳大利亞東海岸。但到了1854年，這種機會已經錯過了，而到了1939年，另一個辦法，即發展其產品供出口的製造工業，也已證明是靠不住的。
當日本在十九業紀最後二十五年中進入西方經濟生活圈子的時候，當時的西方化世界仍然處於國際貿易的比較自由的時代，市場也仍在擴大，因而日本還能夠找到一條雖屬平常但仍有利可圖的生存之道，它製造消費品供應那些經濟上落後、買不起西歐和北美工業所制高階產品的亞洲和非洲人民。但到了1939年，由於美國在內戰以後以及德國在第二帝國建立以後實行保護性高關稅而開始的世界經濟氣候的變化，已經達到了嚴重影響日本的程度。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奪來的市場已經以與當初奪取時的同樣速度失去了；又由於1929年10月“華爾街大跌價”而降臨世界的“經濟暴風雪”摧毀了日本的國際貿易，並把日本政治命運的控制權從信奉“曼徹斯特學說”政治經濟原理的那些人手裡轉移到另一派人手中，他們的綱領是要用刀劈開“戈爾迪之結”。
美國生絲大跌價對日本的打擊特別沉重，因為在前此十年中美國對日本的生絲消費量不斷增加，使日本農民因賣得好價錢而取得了意外收入，但也依然只是在艱難的生活掙扎中闔家得以勉強餬口而已。日本農業人口是日本的主要兵源，不但日本的一般士兵，而且連下級軍官也都來自農民。這些下級軍官（他們來自當俄國大清洗時稱之為富農的那個階級）同他們指揮計程車兵關係密切，後者感到他們的官長理解並贊同農民的觀點，因而願意跟著他們走。所以1929年及以後幾年的美國經濟危機幾乎是對日本軍隊的直接打擊（不過，當然完全是無意的），而且還加強了他們所深信的想法，即日本國內的經濟困難只有透過對外征服才得解決，此外別無他法。
隨著生絲危機而來的，是英聯邦成員國1932年渥太華會議對日本的影響。雖然渥太華協定沒有直接對日本貿易造成很大程度的損害，但這些協定揭開了聯合王國財政政策中的一場革命，把英國的非自治的殖民地和附屬國也捲了進去，結果是把世界上最後僅存的巨大自由進口市場變成了封閉區。英聯邦各國人民在這一封閉區內透過一個由貿易協定和關稅組成的精心設計的體系繼續享有特權——同區外人對比——的經濟地位。英聯邦及英帝國就這樣自覺自願地變成了後來日本人委婉地稱之為“共榮圈”的一種組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