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了，基本商品大部分實行配給，只有一小部分容許在合法的黑市上自行定價。官方的配給優待產業工人，雖然到黑市上去補充他的配給品的誘惑經常刺激他們去掙得貨幣收入，但是昂貴幾倍的價格卻剝奪了這個貨幣工資級差的普遍意義。這一級差本來是用來獎賞熟練工人，並導致流動性的。無疑地，這一情況以及在分配緊缺商品中有意區別對待，包含著可能導致一切有效規劃垮臺的危險。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由於供應狀況得到改善，在1935年高價和配給可以取消了，人的痛苦至少能不更甚，於是上述對於計劃工作的明顯的危險減小了。根據說明計劃完成的數字來判斷，不能說不同經濟部門的成就是不相關連的或混亂的。
在這個集體主義社會里，發展經濟的決策牢固地集中在政府手中。這個社會要把經濟計劃、金融管理、財政和商業政策都密切協調起來。因此在這個社會里，保持經濟穩定和獲得國民生產的巨大增長並不是解決不了的問題。
在工業成長已經達到先進階段的個人主義的國家中，要維持一個高水平或上升水平的生產就困難得多。由一個當局擬訂一項總計劃，然後把它強加於所有的人，在資本主義社會是不容許的。準備生產什麼以及生產多少都取決於按當時市場價格對各種商品和勞務的有效需求。與蘇聯有計劃地分配資源形成對照，資本主義或者市場經濟依靠對價格變化的反應，來確定把資源投向需求最大的那些部門。
但是為什麼自1932年以來，有效需求的恢復在法國完全沒有，在美國很不完全，而為什麼在英國不能維持下去呢？對於這個問題，不能作出對三個國家都有效的簡單答覆。它們所需要的是四大作用集團之一（或是四者的總和）增加支出，達四個團體是：消費者、商人、政府或外國人。普通的民眾，尤其是失業者想要多買一些，但是他們連買基本必需品的錢都拿不出來。沒有資產可以作為向銀行貸款的抵押，人口中的這個大多數增加其有效需求的可能就被排除了。雖然國外需求對刺激生產極有幫助，但是這種需求在三十年代受到直接管制和貨幣限制的阻礙。結果，需求、就業和生產的增加都仰賴政府和商人開支的增加。
只要公共開支（即政府和地方當局的開支）是靠稅收提供資金，只要——稅率結構沒有任何顯著變化——預算是平衡的，政府就既不能減少，也不能增加總的需求量。它們只能透過造成預算上的赤字來增加需求量，其途徑是減少稅收或是增加商品和勞務的支出。但是赤字支出（以借款來提供資金）由於多種原因，卻受到商人的反對。1931年在聯合王國，這一社會成份導致了工黨政府的倒臺，因為當時關於國家支出的美伊委員會報告說，預算表明下一個財政年度裡赤字達一億二千萬英鎊。要求預算平衡同樣是法國勃魯姆政府最終受到挫敗的誘因。而要向由羅斯福新政造成的相當數量的“聯邦”赤字提供資金，肯定地使美國企業界與政府之間早就存在的敵對情緒更為加劇。企業界巨頭認為，把最廣泛意義上的國民賬目的平衡作為目標，不是政府的職能；而如果以“健全的財政”為名義，政府根據這種理論行事，並把它自己限於平衡預算賬目，那麼，能夠增加有效需求的唯一渠道就是私人企業。
在作出是否增加支出的決定，以便擴大生產和就業，企業界巨頭的動機——雖然並不是全部的動機——是獲取利潤。對取得利潤的前景又受到下列事物的影響：成本變化、技術發明、稅收結構的多樣性等等，而最重要的是銀行業系統的貨幣政策，也就是說，最終發生影響的是半自主的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
在所有成熟的經濟中，中央銀行控制著貨幣的供應。只要公眾寧願把貨幣存在手頭而不願把它（按一定利率）存放出去，中央銀行就可透過增加貨幣供應的辦法來降低利率。即使由於各種原因，公眾願意持有更多的貨幣，中央銀行也能透過貨幣供應中的變換來滿足他們，從而把利率維持在所期望的水平。銀行活動首先影響短期利率，但是，中央銀行透過對短期利率施加影響，可以間接影響長期利率。它們還可以透過適當的“公開市場活動”來直接影響後者，也就是透過買賣公債和長期債券。如果中央銀行買進債券，它們就抬高了債券的價格，從而降低了長期利率。長期利率愈低，企業家們投資贏利機會的幅度也愈大。因此，如果有效需求又恢復到僅靠私人企業的投資政策（如同有的國家由於政治原因而禁止政府造成預算赤字就會有這種情況），銀行的貨幣政策在創造適當的投資條件中具有決定性重要意義。
在生產能力閒置和工人失業的情況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