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是他的責任。看他那表情，好像並沒有被說服。
出於安全考慮，我用的是一輛白色“賓士”380SE防彈車。參謀軍士奧蒂斯·皮爾遜是我的司機。這位來自亞拉巴馬州鄉下的黑人士兵是個瘦高個兒，長得很英俊，不大愛說話。他像許多年輕人一樣，是為了克服不幸的童年對他的影響而來到部隊的。現在陸軍就是他的家。不久，他也成了鮑威爾家的一員。奧蒂斯以前為我的前任薩姆·韋策爾開車。韋策爾酷愛運動，同德國上層人士交往很多，有時還是一些奢華的狩獵旅館的賓客。因此，奧蒂斯花過很多時間為韋策爾從樹林中撿拾獵物。無論是韋策爾交往的一幫人，還是他的消遣方式都不合我的口味。我更喜歡打壁球和修汽車。而這兩樣都正是奧蒂斯的所愛。我來德國後，買了一輛幾乎全新的“寶馬”728，我們兩人就玩起它來了。我喜歡像蝙蝠似的衝出巴特維爾貝爾的車庫，在我的警衛們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之前，使這輛“寶馬”以105英里的時速在高速公路上奔跑起來。
雖說西德人很樂意享受駐紮在他們同蘇聯人之間的美第五軍（有7。5萬人）為他們帶來的安全，但是他們會更樂意我們呆在兵營裡，到爆發戰爭時再出來。坦克和運兵車破壞著公路不說，我們的裝甲車隊常常使西德人的“大眾”汽車無容身之地。我們的直升機整天在頭上發出可怕的轟鳴，而且還常常干擾民用機場上飛機的起降。德國的環境保護組織“綠色組織”尤其討厭我們。在第五軍駐紮的黑森和萊茵蘭—普法爾茨這兩個州，“綠色組織”的勢力很強大。
一天上午，我接到第三裝甲師師長湯姆·格里芬少將的電話。頭天夜裡，“綠色組織”在坦克訓練場中央種上了100棵小樹。“將軍，我要把它們挖掉。”格里芬對我說。
“別忙，湯姆。”我說。在德國是不能隨便把樹毀掉的。我們把樹挖了出來，移栽到住宅區。後來，格里芬又舉辦了一次類似“地球日”那樣的慶祝活動。我們邀請了當地政要、報界和綠色組織人士參加，但“綠色組織”拒絕了我們的邀請。不過，我們感謝他們幫助我們美化了我們的環境。正如我從溫伯格救狗事件中所學到的，只要動動腦筋，就可以把不利化為有利。
我還記得，1958年湯姆·米勒上尉派我去守衛那門280毫米原子炮時，我是多麼自豪，直至我在執行這一任務時丟了我的9毫米手槍。那時，作為我那一級軍官，我根本不會想到核武器在戰場上的妙用。我只是一個空降別動隊員！只知道簡單地回答：“是，長官！”28年之後，我已身居指揮崗位，與屬下的高階軍官在進行打退蘇聯第八近衛集團軍進攻的演習。我的作訓處長傑裡·拉瑟福德上校，正在圖板前用教鞭解釋說，如果敵人越過豪納河和富爾達河，向福格爾斯貝格山脈挺進，他們就會進入萊茵河流域。那裡是一馬平川，敵人可能長驅直入，直奔威斯巴登和萊茵河的幾座大橋。這樣，北約部隊就會被攔腰截斷，敵人就會轉而北上，直指英吉利海峽。“所以說，我們可以防守的最後陣地就是福格爾斯貝格山，”拉瑟福德解釋說，“如果敵人真的到這裡，那可能就需要請求使用核武器了。”
“把你使用核武器的計劃給我說說。”我說。
“我們將用‘長矛’導彈和火炮發射的核彈來打擊他們，核炮彈的殺傷範圍剛好夠封鎖道路，不會影響我們自己的部隊行動。”
“那麼老百姓呢？”
“那裡不會有老百姓。”
“他們到哪裡去了？”我想知道個究竟。
“計劃讓德國人呆在村子裡，別妨礙我們發射導彈。我們只襲擊森林地帶。”
“讓我考慮考慮。”我說，“假若你是一個德國老百姓，你剛從緊急廣播裡聽到俄國人要來的訊息，而別人讓你呆在家裡，別礙美國人的事。你說心裡話，將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這一點，我想你應當很清楚：黑森州和萊茵—普法爾茨州的每一輛‘寶馬’汽車和‘大眾’汽車都會裝得滿滿的，連他們家的狗也放到車上，然後朝西開去。”
我們所談論的不是往十字路口發射幾發炮彈。不論這種核彈的當量多麼小，我們都是越過了核門檻。在這種情況下使用核彈，將成為自廣島事件以來最重大的政治和軍事決定之一。俄國人肯定會報復，戰爭還有可能升級。到那時，世界心臟的跳動會有短暫的間歇。從那一天起，我開始重新考慮這種小型核武器的實用性了。數年之後，當我成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時候，我對於應當如何處置戰術核武器有了新一些想法。
我安頓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