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節前夜，切尼和我從沙烏地阿拉伯一回來，馬上就飛往戴維營，被接到充滿鄉村風味的冬青茅舍裡。已在屋裡的有總統、斯考克羅夫特和他的副手鮑勃·蓋茨。我們坐在爐火熊熊的壁爐之前，切尼和我彙報了多國部隊的戰備情況和確定的最新戰略。喬治·布什面臨巨大的壓力，而我從他的緊張神色中可以看出這點。他要設法在阿拉伯國家、以色列、西方盟國、蘇聯、國會和美國公眾等方面進行平衡，就像一個魔術師在杆子頂上轉碟子，不知道這些東西能在空中轉多久。
夾在總統的焦躁不安和施瓦茨科普夫的憂心忡忡之間，我也在玩著我的魔術。諾姆顯示出身處戰爭前線的戰場司令官必然有的疑慮，而他的火暴個性更加劇了這種疑慮。我不得不經常不斷地消除他的疑慮，告訴他我們不會催促他倉促投入戰鬥。與此同時，總統老盯著我問：“什麼時候我們準備就緒？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動手？”對付諾姆就像是手握一顆拉了弦的手榴彈，而對付總統則像是扮演山魯佐德①的角色，要設法使國王安靜地度過一千零一夜。①山魯佐德，《一千零一夜》中蘇丹新娘的名字，她一夜復一夜地給蘇丹講述有趣的故事而免於一死。——譯者注
那天在冬青茅舍中的討論不可避免地談到傷亡問題。再沒有比透過戰爭的迷霧來預測傷亡人數更難的事了。最糟的情況預想是嚇人的：我們的部隊要進攻憑壕據守的數十萬伊拉克軍隊，而在我軍和敵軍之間有一大片雷區；塹壕內灌滿了原油，在我軍進攻時就被點燃成熊熊大火；敵人還可能對我們使用化學生物戰劑。滿城的軍事專家都做出了他們的預測，傷亡人員可能有1。6萬名、1。7萬名、1。8萬名。一個受尊敬的思想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提出了美軍傷亡可能達1。5萬人的預測。當有訊息傳開說國防部已訂購了1。5萬個運屍袋時，可怕的猜測競賽就變得更加陰森可怕了。實際上這批訂貨與“沙漠盾牌”行動毫無關係。那是國防部後勤局的一臺電子計算機按不確定的未來需要運算出來的數字。切尼催問施瓦茨科普夫，而諾姆和我一樣並不熱衷於預測無法預測之事。但他最終提出了可能傷亡5000人的數字。
我絕不同意最高的估計數字。那是根據美蘇兩軍在歐洲相互打垮對方的老的軍事演習公式推算出來的。這不是我們這次的戰略。首先，我們計劃以空前的猛烈空襲懲罰伊拉克地面部隊。空中作戰之後接著是地面作戰，它不是採取第一次世界大戰式的步兵衝鋒，而是以快速的重型裝甲部隊在伊拉克軍隊防禦最薄弱的西翼實施“左勾拳”打擊。我從不把像傷亡估計數字之類不可靠的事情報給總統，到那時為止我總設法避免具體數字。但是，當被逼到牆角無路可走時，我最後提出了甚至低於施瓦茨科普夫的估計數。我估計傷亡和失蹤可能在3000人左右。
當我在那個聖誕前夜觀察總統的臉色時，我想他是一個冷靜而清醒的人。從他的提問和儀態中，我認為喬治·布什不僅僅是要伊拉克軍隊從科威特撤走了。在過去4個月內，薩達姆的佔領已將恐怖降臨到科威特人的身上——謀殺、盜竊、強姦和毀壞博物館。如果伊拉克軍隊現在撤走，那將是他們犯下罪行而不受懲罰。撤走還意味著薩達姆的大軍完整無損地離開科威特，以後隨時可能捲土重來。
那個晚上，我們還談論了國會中激烈的爭論：是等待制裁起作用，還是發起進攻。總統心不在焉地聽著。突然，他的話使我們的談論一下子停了下來：“要麼打贏，要麼我被彈劾。”我對這話的解釋是它意味著總統已決心打一仗了。如果他打贏了，國會的意見無關緊要；如果他失敗了，他就準備失去總統的職位。
切尼和我在那天深夜乘直升機飛回華盛頓，我及時到家與全家人一道度過了聖誕之夜。那是一個令人壓抑的節日。我想著戰爭前夕那些有親人在海灣地區的家庭。我打電話給我的姐姐瑪麗琳祝她和她全家聖誕快樂，得知她必須接受乳腺癌的治療，我的心情沉甸甸的。
“科林，我無法告訴您我多麼難以開口告訴您這件事。”來電話的人是一位英國同事、國防副參謀長上將理查德·文森特爵士。
“請講，迪克，”我說，“什麼事？”
“聽我說，空軍元帥帕特里克·海因會見首相，就作戰計劃事宜向他彙報。”
聽到這裡，我還沒覺得有什麼問題。
“彙報之後，帕迪（帕特里克的暱稱——譯者注）把他的公文包和行動式電腦都交給了他的主任參謀……”
“後來怎麼啦？”我屏住氣息問。
“這個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