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行轅繳獲了一部電臺。於是，他們便以“雷電社”的名義，向外釋出訊息，自以為是做“革命宣傳”。這些年輕人沒想到，他們以無線明碼釋出的新聞電報，在外界引起了混亂。經周恩來勸阻，這個“雷電社”才宣告結束……這“雷電社”小插曲，倒是表明了南京方面以及海外對於中共的一舉一動，是何等關注。理所當然，日本和蘇聯方面的態度，也是眾所關注的。
日本外務省在十三日晚，便召開了緊急會議，決定：“日本政府方針，應以慎重態度，靜觀事態之推移情形。”日本的《朝日新聞》，則印出號外，大字標題是《支那政局全面混亂》，報道“蔣介石氏突被監禁”，“張學良氏兵變指揮”，還有“張學良氏自己保身”，與“共產軍妥協”等等。日本的《日日新聞》，則稱“張學良兵變”背後乃是“莫斯科魔手”在操縱！蘇聯的表態，出人意料。蘇聯並不支援西安事變，反而指責這是日本玩弄的政治陰謀！十二月十四日，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發表社論，指責“此次張學良兵變”與“親日派有密切關係”。社論說：張學良早有無窮機會可以抵抗日本侵略，其兵士亦充滿抵抗之決心，然張將軍本人則一貫採取不抵抗政策。現在渠乃以抗日運動為投機，高揭抗日旗幟，實際則轉使中國分裂，使其更加騷亂，成為外國侵略者之犧牲品。
十二月十七日，《真理報》的國際評論說得更明白：最近從中國得來報告證實張學良之叛變純為日在中國之新陰謀，其目的乃阻礙中國之統一，及日益普遍之抗日運動。
世界新聞界評論，完全證明日方嫁禍他人，偽稱張學良叛變乃“莫斯科魔手”之伎倆，業已失敗，張氏之叛變及日德協定之直接結果，其目的及任務為煽動戰爭。
與此同時，蘇聯外交部則透過外交途徑，向南京政府聲稱：蘇聯與張學良“無關係”，與中國共產黨也“無任何聯絡”，甚至共產國際也與蘇聯“無關”，“因此對中國共產黨之行動不負任何責任”。蘇聯外交部還表示，對於中國一部分報紙散佈西安事變與蘇聯有關的“流言”，感到“非常驚異憤慨，希望中國政府設法阻止”。與之針鋒相對的，則是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於十三日召見蘇聯駐中國代表，明確地提出：“西安之事，外傳與共黨有關，如蔣公安全發生危險，則全國之憤慨，將由中共而推及蘇聯，將迫我與日本共同抗蘇。”孔祥熙：《西安事變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
南京政府自然並不相信蘇聯外交部所宣告的與中共“無任何聯絡”、與共產國際“無關”之類話，稱之“此地無銀三百兩”！須知，陳立夫在西安事變一發生，便急尋潘漢年，為的是透過潘漢年給共產國際發電報，借共產國際對中共施加影響——蘇聯外交部的宣告顯然純系外交辭令！
在十二月十四日晚，中共中央在保安便從塔斯社的英文廣播中，知道蘇聯《真理報》社論的內容，議論紛紛。倒是張聞天在蘇聯學習過多年，對此作了解釋：蘇聯有難言之隱，“只能這樣說”，否則會引起“與南京對立”。
第三部分：西安鬥智斯大林反對“倒蔣”
蘇聯的“難言之隱”，說穿了，無非是想避免日本以及其他國家借西安事變，抨擊“莫斯科魔手”罷了。蘇聯對張、楊的批評，實際上是蘇聯外交政策實用主義的一種表現。
西安事變剛一發生，中共中央便在十二日晚十二時、十三日凌晨四時、十三日下午四時，三次電告共產國際。
毛澤東在保安的窯洞裡，急切地等待著共產國際的答覆。雖說毛澤東在決策時並不完全照共產國際的意見辦，但共產國際畢竟是中共的上級，尤其是如此重大的事件，不能不聽聽來自莫斯科的聲音。十三日夜，共產國際的覆電終於到達。覆電頗長，分三大段：
第一，肯定西安事變是日本陰謀所製造，並說在張學良左右一定暗藏著一些日本間諜。蘇聯不會給這種日本朋友以任何支援。
第二，中國目前所急需的，是建立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最重要的是團結與合作，不是分裂與內戰。
第三，應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利用這一時機與蔣介石作友善的商談，促使其贊成抗日，並在和平解決的基礎上自動將蔣釋放。
這三條意見，第一點完全與事實不符，第三點中關於對蔣介石的處理與毛澤東當時所主張的不同。
緊接著，斯大林又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轉告中共中央：
中國共產黨應該首先了解到，蔣介石是抗日的。而打倒蔣介石，必須進行內戰，但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