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長的這一“特長”，蔣介石讓中共起草綱領。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這一綱領，多達五十二條！本來，周恩來上山，是準備就這五十二條，跟“老校長”討價還價一番……可是，蔣介石就像廬山的雲霧一樣變化莫測。蔣介石竟然說，這一回不討論綱領！蔣介石的一句話，把毛澤東煞費苦心主持起草的五十二條，扔進了廢紙簍！無奈，那時蔣強毛弱，兩人的力量之比，猶如廬山美廬與延安窯洞之比。周恩來不得不遷就那反覆無常的蔣介石。所幸，周恩來的涵養功夫挺不錯，強壓住心頭的怒火。
這一回，蔣介石撂下共同綱領不談，卻提出了一個新主意，說是國共要合作，那就得成立一個“國民革命同盟會”。沒辦法，只好聽蔣介石的，周恩來只得就這個“國民革命同盟會”，跟蔣介石切磋起來。切磋的結果，可從中共中央六月十七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查到：
一、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由蔣指定國民黨的幹部若干人，共產黨推出同等數目之幹部合組之，蔣為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
二、兩黨一切對外行動及宣傳，統由同盟會討論決定，然後執行。關於綱領問題，亦由同盟會加以討論。
三、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後，將來視情況許可擴大為國共兩黨分子合組之黨。
四、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後，可與第三國際發生代替共黨關係，並由此堅固聯俄政策，形成民族國家間的聯合。②《中共中央檔案選集》，第十一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關於這“國民革命同盟”，蔣介石跟周恩來在廬山上研究了許久，周恩來又電告毛澤東，毛澤東琢磨了許久。結果呢？還是老樣子，扔進了廢紙簍！儘管蔣介石今日這花樣，明日那花樣，不斷翻新著，不過，周恩來的報告中，有一段“蔣又告宋子文宣告”，倒是說出了他的本意：一、共黨目前不要太大，易引起外間恐懼。
二、共黨應首先取得全國信用。
三、共黨不要使蔣太為難，以便將來發展。
蔣介石還向周恩來提及關於毛澤東未來的安排。這是一個敏感問題。蔣介石說道：“朱毛兩同志須出來做事。”②蔣介石的意思是毛澤東、朱德不要“坐鎮”延安，應該到南京來，在蔣介石手下混個一官半職。有趣的是，蔣介石居然稱毛澤東、朱德為“同志”！這在幾個月前是不可想象的。當然，蔣介石要“朱毛兩同志”“出來做事”，自然有他的算盤。他甚至把話說得更清楚，要安排朱、毛“出洋考察”。怪不得此前就傳出毛澤東“出洋”的“馬路訊息”！蔣介石的“出洋考察”，其實早有先例：當年，蔣介石借廖仲愷被刺案，迫使政敵胡漢民“出洋考察”；眼下，蔣介石正要楊虎城將軍“出洋考察”——五月二十七日，周恩來正是和楊虎城及夫人謝葆真一起從西安乘歐亞航空公司的飛機飛往上海。後來，楊虎城將軍在六月二十九日偕夫人一起“出洋考察”……蔣介石如今要毛澤東、朱德“出洋考察”，無非是“驅逐出境”！
周恩來理所當然拒絕了蔣介石這等無理要求。
這一回，廬山上的談判，倒退了！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蔣介石—周恩來廬山會談 1
周恩來在廬山和延安之間穿梭。帶著廬山的霧氣，他在六月十八日回到延安，和毛澤東商討蔣介石提出的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的問題。剛剛有了眉目，蔣介石於六月二十六日又給周恩來發來電報，邀他再上廬山。於是，周恩來帶著在延安起草的新檔案，和博古、林伯渠一起，於七月四日到達西安。就在周恩來一行到達上海的那一天，形勢急轉直下。
那一天——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成為中國現代史上劃時代的一天。所謂“八年抗戰”，就是從這一天算起。這天夜裡十時，位於北平西南十五公里處、宛平縣境內的盧溝橋，一片緊張氣氛，正在那裡進行軍事演習的日軍，聲稱有一名士兵失蹤，需進入城內搜尋。國民黨軍隊理所當然地拒絕這一要求。八日凌晨四時，盧溝橋畔響起了激烈的槍炮聲，日軍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當地國民黨駐軍二十九軍吉星文團長率部奮起抵抗，史稱“盧溝橋事變”。七月八日晨，北平市市長秦德純急電廬山，向蔣介石報告“盧溝橋事變”。這一回，蔣介石的態度比六年前“九一八事變”時要好得多了。他在當天，致電國民黨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鮮明地指出：“宛平應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這與“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發給張學良的“我方應不予抵抗”的《銑電》，迥然不同。
毛澤東也迅速作出了反應。延安發出了《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