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派代表在上海與他接洽，你應速找宋子文弄清南京近日之變化，並要宋子文實踐上述諾言。
洛、毛
五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五冊，一九八五年版。洛、毛電報中所稱“宋子文要我派代表”，這代表原本是周恩來。在西安，蔣介石曾經當面對周恩來說過：“我回南京之後，你可以來南京直接談判。”可是，張學良在南京受審、被幽，使毛澤東對蔣介石打了個大問號。就在致電潘漢年的同時，毛澤東致電尚在西安的周恩來、博古：“此時則無人能證明恩來去寧後，不為張學良第二。”翌日，毛澤東又致電周恩來、博古，“恩來此時絕對不應離開西安”，應該歡迎“張君到西安與恩來同志協商”。
毛澤東所說的張君，乃國民黨密使張衝也。
潘漢年接毛澤東電報後迅即和宋子文聯絡，潘漢年覆電毛澤東，不日他可以陪張衝前往西安與周恩來談判。
潘漢年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在南京居然住進了宋子文公館。一邊幕後斡旋，一邊又公開通電。一月八日以中共中央、蘇維埃中央政府名義致電“南京國民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諸先生”，以及“奉化蔣介石先生”：本黨本政府認為此時，蔣先生應挺身而出，制止禍國殃民之內戰重新爆發。這對於蔣先生是可能的，因為今天參加進攻西安的中央軍均願聽命於蔣先生。這對於蔣先生也是必要的，因為蔣先生曾經擔保中國內戰之不再發生，這次事變對於蔣先生之政治人格與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實為重大之試驗……蔣介石權衡再三，於一月十四日命令前方各軍：非得總攻擊令，不許對西安方面發動攻擊。而總攻擊令必須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下達。
應當說，蔣介石這一命令，對於緩和當時一觸即發的內戰，還是有一定作用的。翌日，蔣介石在溪口致顧祝同的電報中，道出了內中的底細：總攻擊日期可暫行展緩，蓋此時我軍如向西安進攻，赤匪必有一部向晉邊渡河攻晉，以牽制我軍。此著非常危險……河東防務未固以前，我軍暫勿向西安正攻，但應時時向之威脅，勿稍鬆懈為要。中正手啟這一電報也表明，正在溪口“休假”的蔣介石，仍在決定一切，指揮一切，只不過把指揮部
從南京搬到溪口來而已。
受命於毛澤東，潘漢年忙於幕後奔走。他陪張衝去西安見周恩來，又回南京和宋子文談判。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周恩來共同署名，給潘漢年發來電報，指出與蔣介石談判的條件：……須蔣先生從大處著眼，採取適當辦法以安東北軍與十七路軍之心。蔣能如此，我們當盡一切可能之努力，不但在西北而且在全國範圍內贊助蔣先生，團結各方一致對外，但蔣先生須給我們以具體的保證。
我們要求蔣先生保證和平解決後不再發生戰爭，望與蔣先生商量這種保證問題。經過潘漢年、宋子文會談，事情有了進展。蔣介石答應了和平解決方案。大抵由於蔣介石在西安不肯簽字，造成人們對他的不信任感。這一回，毛澤東強調了要蔣介石簽字，生怕蔣介石說話不算數。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致潘漢年的電報中，明確指出：為要說服紅軍將領起見，如無蔣先生手書甚為困難，因多年對立，一旦釋嫌，此簡單表示在蔣先生為昭示大信，在紅軍即全釋疑慮，且此書即經兄手，宣告乘機直飛西安面交恩來，當絕對保守秘密，如有洩露，由我方負全責。不過，蔣介石還是老樣子，不答應毛澤東的條件——不簽字！在蔣介石的眼裡，中共依然是“赤匪”！
第四部分：再度合作顧祝同—周恩來西安會談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四日，在上海發生的小插曲：一艘遠洋輪船在黃浦江畔泊岸，一位身穿呢大衣、繫著領帶的人物走了下來。他埋怨輪船實在開得太慢，以致耽誤了天賜良機！此人便是汪精衛，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老對頭。西安事變的訊息，使得正在法國的他，一陣狂喜，以為取蔣介石而代之的機會到了。他聲言：“本人決心反共到底，與南京抗日派決不妥協。”他急急回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在義大利熱那亞港登上駛往上海的“波士坦”號郵輪。可惜那時沒有直航飛機。郵輪慢吞吞地在海上爬行，心急火燎的他，也只得在船上哼起詩來：
到枕濤聲疾復徐，
關河寸寸正愁予；
霜毛搔罷無長策，
起剔殘燈讀舊書。
當他抵達上海，西安事變早已落下大幕，蔣介石依然大權在握。
四天之後，汪精衛乘飛機飛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