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權、李宗黃、白雲梯、張知本、彭素民、毛澤東、傅汝霖、於方舟、張葦村、瞿秋白、張秋白、韓麟符、張國燾。
在中央執行委員中，有三名中共黨員：譚平山、李守常、於樹德。
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中，中共黨員達七名：沈定一、林祖涵、毛澤東、於方舟、瞿秋白、韓麟符、張國燾。內中林祖涵（林伯渠）當時是中共秘密黨員，尚未公開身份（他在一九一四年加入中華革命黨，一九二一年經陳獨秀、李大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十名中共黨員成了國民黨中央執委及中央候補執委，既表明了國民黨“一全”大會確是國共合作的大會，亦表明了中共的政治活力。國民黨比之中國共產黨，歷史久而人數多，在召開“一全”大會時，國民黨黨員已達八千二百一十八人。但是，國民黨組織龐大而鬆懈，連孫中山也不得不說：“本黨雖有主義，亦曾為革命而奮鬥，但民國以來，內有軍閥，外有列強，交相侵凌，歲無寧日，其故實由於本黨組織之缺乏，訓練之不周……黨的內部，漸形渙散。”
中共成立不過兩年多，黨員不過五百，卻顯得小而精悍，組織紀律遠勝於國民黨。即便是出席國民黨“一全”大會，亦規定“出席此大會的同志們在每次會議之前，須秘密集會”，以便“主張一致”中共中央：《對於國民黨全國大會意見》，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
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地位，遠遠不如“跨黨分子”毛澤東。那時的毛澤東，既是中共中央執行委員，又是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夠“紅火”的。一九六三年，蔣介石回首那段在黨內沒有地位的不愉快的日子時，曾這麼說及：“我是二十一歲入黨的，直到二十七歲，總理才對我單獨召見。雖然以後總理即不斷地對我加以訓誨，亦叫我擔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並不曾向總理要求過任何職位，而總理亦不曾特別派我任何公開而高超的職位；一直到我四十歲的時候，我才被推選為中央委員。”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下午三時五十分，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禮堂裡傳出洪亮的三呼“中國國民黨萬歲”的口號聲，宣告了這次歷史性的大會的結束。翌日，毛澤東出席了中國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即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會議決定成立各地執行部，毛澤東被派往上海執行部工作。
蔣介石呢，他也被安排新的任命。孫中山急急催他來粵，不是要他出席國民黨“一全”大會，而是另有任職：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孫中山宣佈成立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以蔣介石為委員長，委員七人，即王柏齡、鄧演達、沈應時、林振雄、俞飛鵬、張家瑞、宋榮昌。二十八日，孫中山指示，以位於廣州東郊、珠江黃埔長洲島上的廣東陸軍學校和廣東海軍學校原址，作為新辦的陸軍軍官學校校址——由於位於黃埔，從此便稱黃埔軍校。
原來，孫中山從多年的失敗之中，痛感國民黨必須有一支自己的有力的軍隊，決定興辦陸軍軍官學校。在孫中山眼中，蔣介石原本在日本學軍事，是一位將才，因此只在軍事上倚重蔣介石，並未把他作為一位政治活動家——正因為這樣，在遴選國民黨“一全”大會代表時，“忽略”了蔣介石。孫中山希望蔣介石專心辦軍校。
蔣介石不屑於區區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長一職（此時他尚未意識到這一職務對於掌握軍權的重要），摜紗帽了。二月二十一日，蔣介石向孫中山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遞交了辭呈。未等批覆，他就打道回府，到老家溪口去了。
就在這時候，毛澤東也離開了廣州去上海。毛澤東住在上海閘北香山路三曾裡的中共中央機關裡，一面做中共中央局的秘書工作，一面又做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
毛澤東和蔣介石這兩顆中國政壇新星在廣州短暫地同處了一個多月，一個掛著笑臉，一個哭喪著臉，離開了那裡……
第一部分：最初歲月轉眼間毛澤東跌入逆境
毛澤東和蔣介石一別一年半，當毛澤東和蔣介石重逢之際，蔣介石今非昔比，已是手握重兵的國民黨新貴了。毛澤東呢？他顯得疲憊、蒼白，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趙恆惕派軍隊追捕我，於是我逃到廣州。”斯諾：《西行漫記》，一三五頁，三聯書店一九七九年版。趙恆惕，當時的湖南省省長兼湘軍總司令，湖南的霸王。毛澤東跟蔣介石的境遇，恰恰倒了一個個兒。風雲變幻無常，人世沉浮無定。原本在國共兩邊都頗為得意的毛澤東，在這一年半中，落得了那般的不得意……
在上海，毛澤東常常進出於法租界環龍路（今南昌路）四十四號，那裡是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所在。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