贈與季康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
致謝
這個集子裡的文章，有幾篇是發表過的，曾和孫大雨、戴望舒、沈從文、孫毓棠各位先生所主編或籌備的刊物有過關係。
陳麟瑞、李健吾兩先生曾將全書審閱一遍，並且在出版和印刷方面，不吝惜地給予了幫助。
作者遠客內地，由楊絳女士在上海收拾、挑選、編定這幾篇散文，成為一集。
願他們幾位不嫌微末底接受作者的感謝。
本書由 免費製作
序
人生據說是一部大書。
假使人生真是這樣，那麼，我們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書評家，具有書評家的本領，無須看得幾頁書，議論早已發了一大堆，書評一篇寫完交卷。
但是，世界上還有一種人。他們覺得看書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寫書評或介紹。他們有一種業餘消遣者的隨便和從容，他們不慌不忙地瀏覽。每到有什麼意見，他們隨手在書邊的空白上注幾個字，寫一個問號或感嘆號，像中國舊書上的眉批，外國書裡的Marginal ia。這種零星隨感並非他們對於整部書的結論。因為是隨時批識，先後也許彼此矛盾，說話過火。他們也懶得去理會，反正是消遣，不像書評家負有指導讀者、教訓作者的重大使命。誰有能力和耐心作那些事呢？
假使人生是一部大書，那麼，下面的幾篇散文只能算是寫在人生邊上的。這本書真大！一時不易看完，就是寫過的邊上也還留下好多空白。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
本書由 免費製作
重印本序
考古學提倡發掘墳墓以後，好多古代死人的朽骨和遺物都暴露了；現代文學成為專科研究以後，好多未死的作家的將朽或已朽的作品都被髮掘而暴露了。被髮掘的喜悅使我們這些人忽視了被暴露的危險，不想到作品的埋沒往往保全了作者的虛名。假如作者本人帶頭參加了發掘工作，那很可能得不償失，“自掘墳墓”會變為矛盾統一的雙關語：掘開自己作品的墳墓恰恰也是掘下了作者自己的墳墓。《寫在人生邊上》是四十年前寫的，《人·獸·鬼》是三十六、七年前寫的。那時候，我對自己的生命還沒有愈來愈逼窄的邊緣感覺，對人、獸、鬼等事務的區別還有非辯證的機械看法。寫完了《圍城》，我曾修改一下這兩本書的文字；改本後來都遺失了，這也表示我不很愛惜舊作。四年前，擅長髮掘文墓和揭開文幕的陳夢熊同志向我遊說，建議重印這兩本書。他知道我手邊沒有存書，特意在上海設法複製了原本寄給我。在寫作上，我也許是一個“忘本”的浪子，懶去留戀和收藏早期發表的東西。《上海抗戰時期文學叢書》編委會成立，朱雯、楊幼生兩位同志都要把這兩本書收進《叢書》。我自信我謝絕的理由很充分：《寫在人生邊上》不是在上海寫的，《人·獸·鬼》不是在抗戰時期出版的，混在《叢書》裡有冒牌的嫌疑。於是，《叢書》主要編委柯靈同志對我說：“你不讓國內重印，事實上等於放任那些字句訛脫的‘盜印本’在國外繼續流傳，這種態度很不負責。至於《叢書》該不該收，編委自有道理，你不用代我們操心。”他講來振振有辭，我一向聽從我這位老朋友的話，只好應允合作。又麻煩夢熊同志複製一次，因為我把他寄來的本子早丟了。
我硬了頭皮，重看這兩本書；控制著手筆，只修改少量字句。它們多少已演變為歷史性的資料了，不容許我痛刪暢添或壓根兒改寫。但它們總算屬於我的名下，我還儲存一點主權，不妨零星枝節地削補。
《叢書》的體例對作者提一個要求，他得在序文裡追憶一下當時的寫作過程和經驗。我們在創作中，想象力常常貧薄可憐，而一到回憶時，不論是幾天還是幾十年前、是自己還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豐富得可驚可喜以致可怕。我自知意志軟弱，經受不起這種創造性記憶的誘惑，乾脆不來什麼緬懷和回想了。兩本小書也值不得各有一序，這篇就一當兩用吧。
一九八二年八月
本書由 免費製作
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
“論理你跟我該彼此早認識了，”他說，揀了最近火盆的凳子坐下：“我就是魔鬼；你曾經受我的引誘和試探。”
“不過，你是個實心眼兒的好人！”他說時泛出同情的微笑，“你不會認識我，雖然你上過我的當。你受我引誘時，你只知道我是可愛的女人、可親信的朋友，甚至是可追求的理想，你沒有看出是我。只有拒絕我引誘的人，像耶穌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