讚揚），並在《博物學紀錄雜誌》上寫了書評，這個書評在後來出版的《一個博物學家在亞馬孫河上的旅行記》中以前言的形式發表①。
①前言俄譯文見《達爾文全集》第3卷第725頁，蘇聯科學院出版社出版。
達爾文覺得書中貝茲說出自己意見的地方特別重要，貝茲的意見是，他所觀察到的為數甚多的Heliconius蝶種的地理分佈和它們在遼闊的地方衰變成變種和種的事實證明，所謂“生理學”上的種（即沒有同它所起源於的那個生物雜交，並且使它處於原先的條件下也沒有發現返祖性狀的生物），在自然界中能由近緣種的變種形成，並且正在形成。貝茲肯定說，在旅行中他觀察到了許多這樣的例子。法國植物學家德坎多爾給達爾文寄來了自己論柞樹一書，這使達爾文很高興。他在這本書中放棄了種的各個型態的生物不動性的概念，並以特別喜悅的心情（儘管是很冷靜地）提到了《物種起源》。
達爾文根據自身的經驗知道，要摒棄舊信念是何等困難，而他本人對自己理論的正確性也是逐漸相信起來的。所以他不期望他的讀者馬上同意書中所有的結論。為了感謝德坎多爾把柞樹的學術機關刊物寄來，他給德坎多爾寫信說：“我對您（對待達爾文的理論）相信的程度感到非常滿意，並且對您所表現出來的審慎態度完全不感到驚奇。我清楚地記得，許多年我是如何圍繞著舊信念打圈子的，我觀察到，凡是跟我走了一英吋的人，經過一定時期後，他就要跟我走幾英吋，而且甚至要跟我再走上幾英尺遠，這種觀察在支援著我。”
不應忘記，科學和神學早在上個世紀（十八世紀），在英國和荷蘭，特別是在封建主義比任何地方都嚴酷的德國，就如膠似漆難解難分地結合在一起。只是在十八世紀的法國，由於摧毀了導致法國革命的封建關係，唯物主義思想在自然哲學中才佔了上風。上述科學和神學的聯絡，在上述三個國家裡，表現為在那裡出現了許多篤信宗教的作者，這些作者都力求表明，對自然界本身的研究，勢必要得出事物來源於上帝這一信念。在斯瓦默達姆的《自然界的聖經》、博物學家和神學家約翰·雷伊（一六九一年）的《上帝的賢明體現在它的造物中》一書中，在皇家學會會員尼米亞·格柳（一七一一年）的《神聖宇宙論》和迪爾赫姆的《天體物理神學》中，就有這樣的傾向。而在德國，由於受萊布尼茨和沃爾夫的哲學影響，最細小的自然科學細節也是本著這種精神來解釋的。例如，克勞斯在他的論查理·達爾文的祖父《伊拉司馬斯·達爾文》一書中，（我們要借用在這裡所援引的事實），列舉了許多（主要是德國的）“神學”。例如，科學家牧師列謝爾的《岩石神學》（一七三五年）、羅爾的《植物神學》（一七三九年）、上述那個列謝爾的《昆蟲神學》（一七三八年）。甚至象蝗蟲這些對人類是否有良好作用都值得懷疑的生物和自然現象，在羅茲斯列夫篇幅很大的《蝗蟲神學》（一七四八年）裡，也得到詳細地研究。還可以把斯諾著名的《雪是上帝卓越的創造》或奧爾瓦爾特的《雷鳴閃電神學》（一七四五年）
列到這裡來。
如果說這些“神學”是在以後才逐漸消失掉的話，那麼在十九世紀所有的動植物構造的合理性，它們對生存條件的適應性，依舊是從創世主賢明和自然界協調的觀點來加以解釋的，並且唯心主義觀點和神學觀點恰恰是在博物學家當中廣為傳播，而在英國，牧師出身的博物學家特別多。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發表了許多“布里治瓦特”論文，在這些論文中，如同在上面所援引的著作中一樣，捍衛了目的論的原則。
因而令人驚異的是，馬克思在一八六○年十二月閱讀《物種起源》後，馬上就深刻而廣泛地瞭解到達爾文這本書所具有的全部重要意義，然而當時在德國還沒有任何人維護這本書。所以，一八六一年一月十六日，他在給拉薩爾的信中寫道：“達爾文的著作非常有意義，這本書我可以用來當做歷史上的階級鬥爭的自然科學根據。英國人的這種粗糙的闡述方式，我當然應當容忍。儘管還有許多缺點，但是在這裡不僅第一次給了自然科學中的目的論以致命的打擊，而且也根據經驗闡明瞭它的合理的意義……”①
①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27頁。
馬克思所談論的“粗糙的”闡述，大概是暗指那種英國歸納法哲學的“真正的培根”派，因為這本書就是本著歸納法哲學的精神寫成的。
至於談到目的論遭到的打擊，那麼達爾文主義在生物學思想和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