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這個說法原則上是照抄蘇聯對託派的政策，說陳獨秀是每月拿300元津貼的日本間諜則事出有因。主要是因為託派成立後即反對國民黨的**專制也反對共產黨的主張，觀點極左，很容易為國共雙方所不容。託派的中央委員陳仲山給魯迅去了封信，還郵寄了宣傳品。此時魯迅已經重病，無法回信，就由魯迅口授、馮雪峰代筆寫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在上海的《文學期刊》和《現實文學》同時發表。這封信中，有這樣一段指斥託派的話：“你們高超的理論為日本所歡迎……在大眾面前，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能夠洗刷得很清楚麼？”
魯迅的這封信本來是當時左翼文人中論戰慣用筆法，就好比有人說魯迅是領盧布的一樣，罵過了就算了。但有人就利用了這一點，當時正是蘇聯反托洛茨基派的高潮時期，編輯部設在莫斯科、印刷廠和發行部設在巴黎的《救國時報》第39期第一版，發表一則署名伍平的長篇報道，題為《我們要嚴防日寇奸細破壞我國人民團結救國運動，請看託陳派甘作日寇奸細的真面目》。為加強這篇報道的政治張力和新聞導向，報紙還在頭版頭條配發題為《甘作日寇奸細的托洛茨基派》的社論，在國際上把陳獨秀和託派說成了日寇奸細。
王明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他說陳獨秀是漢奸就是從這裡來的。
康生這人最大的特長就是緊跟領導。他和王明一起從蘇聯回來，王明又處處以共產國際代表自居，康生不聽他的聽誰的？於是，康生寫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剷除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托洛斯基匪徒》。文中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我們的東三省，同時，上海的日本偵探機關，經過親日派唐有壬的介紹，與陳獨秀、彭述之、羅漢所組織的‘託匪中央’進行了共同合作的談判。當時唐有壬代表日本偵探機關，陳獨秀、羅漢代表託匪的組織。談判的結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託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貼，待有成效後再增加之。這一賣國的談判確定了，日本津貼由陳獨秀‘託匪中央’的組織部長羅漢領取了，於是中國的託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導下，在各方面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幫助日本侵略中國的雙簧戲。”
康生在國內公開誣陷中國共產黨最主要的創始人、現在的中國託派領導人陳獨秀是漢奸。
這篇文章發表後，影響非常惡劣。原因是陳獨秀此時剛從國民黨的監獄裡出來，雖然他在中共黨史上犯過錯誤，但並不等於他的人品有問題。康生的文章在《解放》雜誌上一發表，很多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認為是共產黨中央的精神，紛紛發表文章，要中共拿出陳獨秀是漢奸的證據。康生本身就是信口雌黃，哪裡會有什麼證據？但就這麼奇怪，還真的是形成了一種託派即漢奸的奇怪論調。
這些東西劉一民穿越前就知道，百度上輕輕一點就能搜尋出來。有些東西是黨史研究的成果，也能在學術雜誌和網路上看到。象誣陷陳獨秀是漢奸的問題，就是政治環境穩定後的研究成果。
自從六屆六中全會上康生受了王明的蠱惑、走錯一步後，黨內地位大大下降。康生是什麼人？他怎麼能夠甘心呢？
康生等待的機會來了。
去年9月，託派在法國召開了國際性大會，成立了第四國際，宣佈建立世界社會主義**黨。這個訊息傳到國內很晚，已經是六中全會以後的事情了。加上八路軍在山西作戰時，繳獲了一份日本特務機關的檔案，上面說要與中國的其它勢力合作，共同對付國民政府和共產黨八路軍。
康生得到這些情報後，如獲至寶，拉著二胡在音樂的旋律中冥思暢想後，在中央黨校就大講特講託派的危害，講肅託的重要性，講共產國際對開展肅託運動的要求，講六中全會政治報告對肅託運動的部署。
託派最有特色的主張就是在更加民主的氛圍下討論**問題，也正是因為他們過於強調民主，導致內部分裂。要是在和平時期，要求黨內民主是正常的。但是現在是戰爭時期，只有全黨統一思想、統一步調才能贏得戰爭的勝利。中共中央的領導和八路軍的領導對託派都不感興趣，原因是託派一直攻擊我黨搞統一戰線的政策。這樣一來，康生煽動的肅託運動在個別地方又開展起來了。
劉一民穿越以來最大的心願就是跟著黨儘快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國。為了減少內耗損失，沒有少做工作。但是現在一看曾中生、蔡中的電報，就知道戰爭年代太殘酷了，為了保持隊伍的純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