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不通，繞山路又遠，去上海只能坐船。每週去上海只有兩班船，人很多，船票特別難買。在椒江碼頭整整排了一夜的隊，才買到船票，毛清波和親戚經過12個小時的海上漂盪，到達了上海。
第一次單獨做生意的毛清波顯得異常興奮。他馱著從上海販來的這批布料到周邊的集市叫賣，與人討價還價，分毫必爭。“第一次做生意就掙了5000塊錢，覺得自己都成富翁了。那時的5000塊可比現在的50萬還耐用呢！”毛清波說。
之後，毛清波又做了幾次布料生意，積累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1988年，18歲的毛清波發現老家生意人多，地方又小，決定憑著自己做布料生意賺的幾千塊錢，去闖蕩更大的城市，開拓更大的市場。
不顧家人的再三勸誡，毛清波毅然帶著妻子來到了北京，成了“四無”（無戶口、無朋友、無錢、無房）的外地人。初來乍到，沒有進貨渠道，毛清波只能批點塑膠製品到西單等比較繁華或人流多的地方擺地攤。地攤商販受到工商的管制，必須時刻做好“撒腿就跑”的準備。毛清波回憶說：“那時要學會和工商人員打游擊戰，好幾次來不及，就只能放棄所有商品，空手跑了，在遠處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商品被沒收，心痛又沒辦法，幾天的生意就白做了。”
擺地攤會招來麻煩，拎著大包小包擠公交也是一大難題。每次上公交，他都會聽到埋怨聲，都會遭到異樣的眼神。
白天做老闆，晚上睡硬板，住的房子又矮又小，北方的飲食又不習慣，面對如此困窘的環境，毛清波也沒有放棄北京、也沒有想回老家繼續做木杆稱的念頭。每當遇到困難，他都會想起離家時的那股豪情和自信，咬咬牙，定定心。他相信：在北京的千難萬難都會過去的。
當時，北京東釣魚臺形成了“溫嶺村”。該“村”的溫嶺商人都以經營塑膠製品的生意為主。此時，毛清波也成了“村民”，從此放棄了風吹雨打、游擊隊式的地攤生意，開始了戶內經營。一次，當他得知廣東的進貨價很便宜時，立即組織了幾個要好的老鄉來到了廣東。進了貨，可運輸又成了難題。在計劃經濟時代，集裝箱的託運都是有“計劃”的。毛清波絞盡腦汁，想盡了一切辦法求爺爺、告奶奶。幾經波折，他終於把貨物運到了北京。
從零售到批發，生意越做越大。到後來，他瞄準了服裝行業的發展，及時從塑膠製品行業轉型，開始代理“天地人”和“金盾”的系列產品，把店鋪從“村”裡遷到了天意批發市場。
在天意批發市場，他如魚得水，經營方式和理念發生了質的飛躍。要做就要在這行業做個名堂出來。“現在經商必須要走正道、傍名牌，才能夠發大財。業務越做越大，也越來越好做了，也越來越要小心謹慎、越來越要看準方向了。”毛清波經常說。
2006年，毛清波與眾對手競爭浪莎在北京的總代理權。經過幾輪角逐，他終於拿到了北京的總代理權。代理費也一次付清，贏得了同行和廠家的高度讚賞。目前，毛清波是北京浙江溫嶺商會的副會長。他代理的浪莎北京區的年銷售額已達到六、七千萬，近期目標是要把“浪莎”開遍全北京城。
第六章 不以利小而不為 不以風險小而為之（4）
四 兩千元起家的副會長
導讀：上半夜想想自己，下半夜想想別人。做人做事不能只顧自己。
1985年3月，三十多歲的黃洪寬懷揣著僅有的兩千塊錢闖進了北京。
來北京五天後，黃洪寬在位於王府井的商場裡租了一個小小的門臉，做起了服裝生意。
小小的服裝攤每月除開房租費、攤位費、生活費等必須開支的費用外，已所剩無幾，微利得很。
炎炎烈日下、凜凜寒風中，他一趟又一趟肩扛手提在進貨、運貨；在人來人往、熙熙攘攘的鬧市上，他汗流浹背在招攬生意；簡陋窄小的出租屋裡，他恨不得一分錢掰成兩半用……這都是黃洪寬初到北京時的生活寫照。
六、七年風裡來、雨裡去，黃洪寬在東城區的生意人中，算是小有名氣。他從最初的兩千塊積累到了幾十萬元，同百貨大樓的業務也從原先的個人與公司的交易變成了公司與公司的來往。
北京南城的浙江村是浙江商人彙集的地方，當年的浙江村遠不比東城繁華。憑著浙江商人、溫州商人血脈相連的鄉情以及對南城發展的判斷，1993年，黃洪寬將自己的經營重點從東城轉移到南城的浙江村，建立了北京愛丹帝皮服銷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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