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1919年改組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擔任總理。1921年在廣州組織中華民國正式政府，就任大總統。1925年3月12日，逝世於北京。
僕今日得貴校諸君開會歡迎，不勝欣謝！
諸君在此，莘莘濟濟，有緣同學，今我見之，頓觸少年時事。憶吾幼年，從學村塾，僅識之無。不數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見其教法之善，遠勝吾鄉。故每課暇，輒與同國同學諸人，相談衷曲，而改良祖國，拯救同群之願，於是乎生。當時所懷，一若必使我國人人皆免苦難，皆享福樂而後快者。又數年即回祖國，就學於本城之博濟醫院，與貴校廖得山同學。僅一年，又轉香港推＇雅＇利士醫院，凡五年，以醫亦救人苦難術。然繼思醫術救人，所濟有限，其他慈善亦然。若夫最大權力者，無如政治。政治之勢力，可為大善。亦能為大惡，吾國人民之艱苦，皆不良之政治為之，若欲救國救人，非鋤去此惡劣政府必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時時湧現於心中。惜當時附和者少，前後數年，得同心同行者不過十人，得此十人，即日日籌劃，日日進行。甲午中東之役後，政學各界人人憤恚，弟等趁此潮流，遂謀舉事於廣州，失敗後居外經營，屢蹶屢起，直至去年八月在武漢起事，不半載而大功告成。此固天之不欲絕吾中國也。然則，功既成矣，吾從前之志願，豈遂達乎？非也，千未得一也。今日所成，只推倒一惡劣政府之障礙物而已。以後建設，萬端待理。〈負責〉何人，則學生是也。
第四章 潮流的風向標（2）
凡國強弱，以學生程度為差。僕從前以致力革命，無暇向學讀書。行醫日只一兩時，而事革命者實七八時，而學業遂荒。沿至於今，歲不我與。今見學生，令人健羨，益見非學問無以建設也。譬諸除道，僕則披荊斬棘也，諸君則駕梁砌石者也。是諸君責任，尤重於僕也。肩責之道若何，無他，勉術學問，琢磨道德，以引進人群，愚者明之，弱者強之，苦者樂之而已。物競爭存之義，已成舊說，今則人類進化，非相匡相助，無以自存。倘諸君如有志而力行之，則僕之初志賴諸君而達，共和新國亦賴諸君而成。是則僕所厚望於諸君者。
（據上海《民立報》1912年5月14日《孫先生演說辭》）
博濟醫院由美國傳教士伯駕醫師於1835年創辦，原名仁濟醫院，後更名為博濟醫院，取博施濟眾之意。1866年又設立博濟醫學堂，是我國最早創辦的西醫學校。1886年，年屆二十歲的孫中山先生以“逸仙”之名就讀於博濟醫院，並開始從事革命活動，成為博濟醫院歷史中光輝的一頁。1935年，博濟醫院易名為“中山紀念博濟醫院”，1985年又易名為“中山醫科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2003年更名為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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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耀眼的星光道（1）
與中原等文化開化很早的地方相比，廣東人才晚出。唐朝時張九齡以“後出詞人之冠”的實力，獨步中原文化中心。“自公生後，五嶺以南，山川有光氣，士生是邦，北仕於中州不為海內士大夫所鄙彝者，以有公也。”與此同時，目不識丁的慧能，也憑著嶺南文化基因孕育的獨特智慧，領悟並開創中土佛學的新時代，為中華文化注入一脈清泉。
五百年後，餘靖踵武前賢，後先輝映，贏得“道行則宋隆，道不行則唐敗”的崇高聲譽。嗣續，南方以南廣州的崔與之，一代名臣，行事幹練，直言直諫，而非博時譽，非幹仕祿，數辭宋理宗宰相之詔，足堪風範千古，是典型的嶺南求實傳統的體現，或者崔與之的風範，正是嶺南士人求真務實傳統的重要來源。
晚清以來，嶺南出現了一個人才高潮。美國著名人文地理學者亨丁頓曾經對1910年京城裡各部院大官和各省封疆大吏名單進行分析，他發現，在中國十八省所產生的人中，廣東出人才的比例是1000人萬中出人。而傳統的中原地區，河南1000萬人出人，陝西出人，山西出人，直隸則為人。當然，直隸的情況有些特殊，因為以北京為首善之區，數百年來，聰明精幹的人物，改籍移住的一定不少。
昨日的星光照耀今日，今日的星光益加美麗。以至於阿諾德·湯因比說：“在今天，遠東社會最突出的代表，無疑是日本人和廣東人。”殊不知，在這些廣東人之中，有許多已然融入其中，客途廣東的前賢。比如韓愈，比如蘇軾，比如包拯，比如文天祥……有許多廣東之星，也正因為他們而升起。而許多廣東之星，又在他鄉的天空閃爍。不說政治與學術，就說電影界的阮玲玉和胡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