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手下，後來又被北方“野蠻”的馬其頓征服。輝煌的羅馬帝國，也在“野蠻”民族的攻擊下崩解。中華文明，更是不斷重複著同樣的命運。大英帝國，在很多歷史學家看來就是因為被統治貴族軟化為“紳士帝國主義”，失去了其蠻性的動力，最終從“日不落之國”走向日薄西山。野性十足的美國從南北戰爭後逐漸崛起為世界第一強國，但立即被一些好心的官僚和知識精英馴化。在過度的保護中，老百姓總覺得自己有許多應得的權利，忘掉個人的責任和生活的殘酷，走到1970年代的衰落。保羅·肯尼迪在他的名作《大國的興衰》中驚呼：現在的問題不是美國是否會衰落，而是它能否像大英帝國那樣體面地衰落！�從這樣的大歷史的視野看，保守主義的反叛，是社會中的野蠻主義對文明的反叛：美國拒絕被自己的文明所軟化，要透過草根社會的野性而獲得再生。在保守主義者看來，“硬美國”和“軟美國”的並存，固然能夠維持社會良性的平衡，但是，“軟美國”永遠是建立在“硬美國”的基礎之上的。當今的美國，必須是一個硬碰硬的社會。�這一硬碰硬的政治傾向，顯然不是布什一屆政府的政策取向，而是美國社會文化在最近二十多年由“軟”到“硬”的轉型的一個總趨勢。要知道，即使在“軟美國”的時代，“硬美國”也從來沒有消失。1950年代由於蘇聯衛星上天，世介面臨核戰爭的威脅，美國想軟也不可能。1959年哈佛大學的前校長科南特出版了《今日美國的高中》一書，強調對那些即將進大學的孩子進行更嚴格的訓練，一下子竟成為最佳暢銷書。1963年，高中畢業班的SAT考試成績創了最高紀錄。而這代人，大致就是1946年前後出生的“嬰兒潮”的一代，後來又趕上越戰的洗禮。以克林頓夫婦、布什、戈爾、克里為代表的當今美國的統治階層，都屬於這一代。他們把自己在硬碰硬的世界中獲得的經驗，帶到了領袖的性格中。現在美國中產階級的子弟，從三四歲就開始為了進“常青藤”而競爭：鋼琴、芭蕾、外語、足球，一個班接著一個班地上。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在“9·11”之後，美國變得更加強悍。�
野蠻反叛文明（4）
我們在“冷戰”時代讀到的宣傳讀物一直在講美國人如何貪生怕死：在越南戰場被擊落的美國飛行員，身上帶著用幾國文字寫好的投降書，根本不準備“英勇就義”。這並不完全是對美國的漫畫。美國在世界上的敵人，從來都認為美國人承擔不了犧牲，被中產階級那種汽車洋房的生活方式軟化的美國人，缺乏視死如歸的勇氣和赴湯蹈火的意志。只要用一百條命換一個美國人的命，美國就會退縮。但是，你翻開報紙，會看到身價百萬的橄欖球明星慷慨從戎，戰死沙場。華爾街的年輕金融分析家，也拋開自己的黃金屋，作為步兵死在伊拉克。�現在的美國，蠻性正在甦醒。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美國都準備硬碰硬。
黑權（1）
還是在布什總統上任之初，新任國務卿鮑威爾有一天突然在國會的走廊裡碰上了著名的紐約黑人議員夏普敦（AlSharpton）。兩位頂尖的黑人政治家見面，本應是家常便飯。但這次偶遇，卻讓媒體十分注意。原因是這兩位政壇精英勢如水火，幾乎沒有人看見過他們彼此說過話。如今狹路相逢，可算是有好戲看了。只見鮑威爾彬彬有禮地伸出手去：“夏普敦先生，我們正在試圖建立一個為所有人服務的政府。”夏普敦握著鮑威爾的手反唇相譏：“那就讓我們等著瞧罷。”�這一場小小的較量象徵著兩股黑人政治力量的對決。自1960年代馬丁·路德·金領導的黑人民權運動之後，美國黑人的社會、政治走向已開始分化。馬丁·路德·金當年年輕的助手傑西·傑克遜以民權運動的掌門人自居，繼續領導黑人的政治抗議運動，攻擊種族歧視的主流社會，要求白人為過去和現在的種族歧視負責甚至贖罪，進而塑造黑權（blackpower）。1988年傑克遜競選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雖被杜卡基斯擊敗，卻充分顯示了這一運動的實力。後來同情這一運動的克林頓上臺，成為美國曆史上最“黑”的總統，不僅號召全民討論種族問題，而且公開代表美國政府就奴隸制度和種族歧視向黑人道歉。如今傑克遜被私生子的醜聞困擾，已是廉頗老矣，夏普敦正準備接過民權運動掌門人的權杖，並已宣佈競選總統。�鮑威爾則來自另外一個脈絡。民權運動之後，美國進行了一系列政治、社會改革，給黑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一些黑人中的優異之士，放棄了傑克遜領導的體制外的政治抗議路線，利用這一機會，走體制內路線，不斷在主流社會中晉升。這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