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都慷慨激昂，希望院領導改掉那些浮誇的作風，認真地深入到外語教學中去，提高教學質量才是高校任務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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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暴的前夜（4）
我們誰也料想不到一年之後，我們所提的每一條意見都變成了我們“秉承黑幫旨意向黨瘋狂進攻”的“罪證”。萬想不到我們當時的坦率竟斷送了吳璞的性命，也影響了其他很多人後來的前途與事業。
“社教運動”結束不久，轉眼已進入1966年。我的記憶中好像那年的春天風沙很多，空氣中總有一種浮躁的因子在遊蕩，令人揣測不安。5月下旬，黨內終於傳達了中央的“五·一六通知”。雖然我們作為基層的黨員搞不清楚下一步究竟會發生什麼事，但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卻是再明顯不過的了。表面上仍是寧靜的校園此刻在緊張地等待著這即將到來的風暴。這風暴並沒有多久就以排山倒海之勢來到了。報紙開始批判《海瑞罷官》、《三家村》，勢頭越來越猛。名義上是一場文化的爭論，任何人都看得出其實是一場來勢兇猛的###。接下來，是紅衛兵的“掃四舊”。那時的口號是“摧枯拉朽”，那倒真正地是把一切傳統的生活徹底地連根拔了。全社會陷入了混亂與恐怖。我那時不放心家中的兩老，每天騎車回家。有一天早上在返回學校的半路上無端地被巡街的紅衛兵叫住，指責我頭髮太長，褲腳太小，揮舞著手中的剪刀威脅要剪去我的頭髮和剪開我的褲腳。後來就開始抓人，什麼人都抓，幹部都成了“黑幫”，舊社會生活過的人都是“特務嫌疑”，愛抓誰就抓誰，愛打誰就打誰。不知道世界上哪一次革命可以與此相比擬，俄國的十月革命還是法國大革命？我看到過成群結隊的年輕學生，帶著紅袖章，揮舞著皮帶，把它們一下一下地抽打在人的血肉之軀上；我也看到過他們把一批所謂“黑幫分子”的臉塗成像舞臺上的大花臉，頭上戴著高帽子，寫上各自的“罪名”，胸前掛著大牌子寫著自己打×的名字，像一群正在被趕去屠宰場的家畜般地遊行示眾……
我實在無法忍受這種殘暴，這種恐怖。內心經受著恐懼和憤怒的煎熬。明知這一切是多麼地滅絕人性，卻不能說一句自己的心裡話，還要虛偽地稱頌這是“革命小將造反有理”。這時，住在我隔壁宿舍的英語系青年教師王世芬被嚇得犯起精神病。這件事對我的刺激很大，竟然促使我冒著危險給毛主席寫了第一封上訴書。
那大約是在6月中下旬，學校已開始貼各種大字報。當時的外交部派了一個工作組在領導運動，學生們的大字報多半針對過去北京市委領導時期的幹部以及一部分教師。那天中午，我去食堂吃飯，見到我隔壁房間的王世芬從食堂打了飯菜端回宿舍。我見她神色異常木訥，手中的碗傾斜著，菜湯不住地往外流。我提醒她，她卻似乎沒有聽見。我匆匆吃過飯，回到宿舍看王世芬時，只見她呆呆地坐在桌旁，用手把許多自己的照片撕成碎片。我們好幾個住在附近的教師勸慰她，她卻一點聽不見似的。那天下午，我心裡特別煩躁，實在不想呆在校內，於是，騎車到動物園那裡轉了一圈。傍晚回校時卻在半路上碰見了王世芬。她一個人直直地往動物園的方向走去。我跳下車問她去哪裡。她對我笑笑，指指前方。我回到學校向工作組報告了見到王世芬的情況，希望他們去找她回來。當天晚上，首都體育館的工地打電話到學校說有一個女瘋子是外國語學院的，在他們那裡，要學校去接。工作組想起我向他們反映過，於是派了一輛車叫我和另外一人去把王世芬接回來。
王世芬當時從本校英語系畢業不久。她來自上海，有著江南姑娘特有的秀麗和十分溫和的性格。她平時比較內向，從不多言多語，與大家友好相處。在她發病的當天上午，教學樓裡的樓梯拐彎處出現了一張她班上學生貼的大字報，不記得批評她什麼，但我記得大字報的末尾一句話是：“不管你是李世芬、王世芬，都要揪出來……”我想是這張大字報把嫻靜溫柔的王世芬嚇壞了。
當我們趕到首都體育館工地時見到的王世芬竟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形象。她抓住工地的鐵絲網正在對一群旁觀者聲嘶力竭地演講。她不知什麼時候記住了那麼多當時時髦的口號，什麼打倒舊市委，揪出黑幫；什麼去新市委請願之類。我們走上前去勸她跟我們回去。她向周圍的圍觀者大聲呼救，說我們是黑幫，要迫害她。那時的許多人好像都喪失了理性。明明是一個精神失常的人在講瘋話，卻竟然有眾多的人響應，要跟著王世芬向“新市委”進軍，並且阻攔我們把她帶走。那真是很叫人傷心又令人害怕的一個夜晚。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