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傾錯誤的重複和延續！”一個半月後，冠華頂著政治上滅頂之災全身心投入地送總理最後一程。果然，就在喪事完畢後不久，外交部的“反擊右傾翻案風”又一次掀起高潮，有人譏諷地在會上說：“喬部長，聽說你在八寶山說要當總理的兒子給他送終，你可真是個孝子賢孫啊！”然而，此後又過了十個月，當形勢發生鉅變時，同一些人卻又慷慨激昂地批判冠華“反對周總理”。今天，當我的心已平靜下來可以面對無情的歷史時，我已不再激動，留給我的只是苦澀的清醒和心靈的一片空白。
周總理喪事的最後一件事是勞動人民文化宮的三天群眾悼念。各國使領館也前去向總理的骨灰告別。當時“四人幫”控制的中央把守靈規格壓得很低，每天只有一位級別低的政治局委員守靈。給外交部的“指示”是上、下午只需有一名部級領導輪流值班。如果按此執行，每個正、副部長只需守半天靈。當時，冠華很悲憤。他在黨組會上說：“這是最後一次為總理送行了。我們可以排一下班，按中央說的辦。但我本人準備三天全部時間都在場。”他對我說：“各國使節來向總理告別，外交部長怎麼可以不在場呢！這種規定太過分了！”1月中旬的北京，寒風凜冽。在大門洞開的大殿裡，溫度降至零下，冠華已勞累一週，仍堅持在靈堂替總理守了三天靈。各國的使節在向新中國外交的奠基人周總理作最後告別時都見到了中國外交部的部長，世界各國的朋友一起為中國外交事業的這顆巨星的隕落默哀悼念。三天過後，冠華終於心力交瘁，發高燒住進了北京醫院。住院期間，外交部要召開“反擊右傾翻案風”動員大會，要求冠華出來主持會議。冠華因病請假，其他兩位副部長也生病。最後在動員大會上，有人諷刺說：“外交部不景氣，部長們病了好幾個。不過今天早上給北京醫院打電話問喬部長病情，醫院說他今天的體溫是℃。”言下之意自然是冠華假裝生病，抵制運動。我參加會議後到醫院告訴他，他長嘆一聲說：“隨他們去吧！總理不在了，一切都不一樣了。”不知為什麼我當時聯想到1957年，冠華幾乎被打成右派，是周總理愛惜人才，把他保下來了。即使這樣，到了1958年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周總理處境困難時，冠華還是被定為犯有右傾錯誤，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以前冠華對我講到那段時期時曾感慨地說：“那時候真鬼都不上門啊！連帶有親戚關係的也怕沾邊，不來了。”我有一種直覺，現在周總理不在了，能像總理那樣瞭解冠華的又有誰呢？“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正緊鑼密鼓地在外交部展開，等待著冠華的將是怎樣一條鋪滿荊棘的道路！後來的事實證實了我的不祥預兆。冠華是個從不設防的人，他能夠在國際舞臺上叱吒風雲，卻無法應付政治生活中的陰謀與陷阱，最後為此付出了寶貴的生命。不過當我今天回顧這段歷史時，一切榮辱都已成為過眼雲煙，永遠留下的是無情的歷史和公正的人民在審視著每一個曾在歷史上留下足跡的人物的功過。我相信周總理和冠華此時都在天堂，他們都已超脫了人間的煩惱，終於可以毫無顧慮地促膝長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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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風雨（8）
災難的前夜
總理逝世之後，外交部的政治形勢急轉直下。在中央各部委中，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在外交部大概是發難最早的。如今，周總理已不在人世，冠華一生中足以信賴支援的力量失去了，我們在急風驟雨中飄蕩、掙扎，試圖渡過又一次的政治危機。身為一部之長，冠華還想竭力保護老幹部不至於再次受衝擊。但是，冠華和我都缺乏參與當時那種複雜的###和角逐所需的深謀遠慮，更不懂得爾虞我詐的手段。我們又極容易感情激動，為情緒所支配做錯事情。因而當一場巨大的政治陰謀和陷阱鋪設在我們面前時，我們身不由己地陷了進去，這也許是冠華所說的“性格就是命運”吧！這一段往事雖已成歷史，但它永遠沉甸甸地壓在我的心頭。
1976年5月下旬開始，一個矛頭針對冠華的計謀就一步緊似一步地展開了。當時“四人幫”正是囂張一時，大權在握。5月下旬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江青、張春橋等人指責冠華在外交部不認真“批鄧”，應當對部內“不團結”負責並做檢查。我們對這突然的襲擊迷惑不解，因為在此之前，毛主席曾多次支援過冠華和我，說外交部的問題是造反派要整一批老幹部。雖然，這與當時“批鄧”整老幹部的全國總形勢恰恰背道而馳，但我們以及部內的許多老同志卻興奮不已，天真地以為外交部這一方土地在那場鋪天蓋地而來的“批鄧”、“反右”的運動中可以奇蹟般地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