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作風。當初延安抗大的學員都是拎了馬紮在露天上課，現在就要恢復延安風氣。復課並不是全面恢復舊的教育制度，為什麼一定要教室？學生可以在室外地邊上課！”我問他們如果天下雨怎麼辦？湖北的夏天是多雨的，難道讓學生和教師冒著傾盆大雨上課？他們說：“下雨可以到宿舍內上課。”我們宿舍是休息的地方，而且臉盆、毛巾、晾洗的衣服，琳琅滿目，總不能在這種環境上課，何況一個宿舍往往住十多個人，萬一有人生病，一邊在上課，一邊有病人在呻吟，這怎麼能安得下心？然而軍宣隊對這些問題統統歸之為“資產階級辦學路子”。
我實在忍無可忍，我說難道我們革命成功就是為了一切都倒退到缺衣少食，什麼也沒有的舊時光去嗎？共產黨革命的目的難道不是要擺脫貧窮，使人民過上富足的生活嗎？我們今天已不是當年的延安，為什麼要形而上學地去模仿延安？
我無法說服這些質樸的軍人，他們當時完全是教條式地追尋著所謂徹底革命的模式。最後我對他們說我永遠無法與他們取得一致。我說這叫“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
秀才與大兵（4）
儘管我與8341軍宣隊爭論十分激烈，但在初期，我們的關係卻仍是很友好的。會上爭論完畢，會後仍是熱熱鬧鬧圍在一起吃大鍋飯。這在當時的“扣帽子”風氣盛行的時代已是很不容易的了。為了影響他們，我想出了一個辦法。我對孫澤福說：“我說服不了他們是因為他們不懂外語。假如他們學一點外語可能他們的觀念就會轉變。”我建議在晚飯後給軍宣隊開設英語班，由我任教師。
孫澤福欣然同意，還熱情支援，帶頭報名。於是，我的軍宣隊外語班開張了，學生很多，大部分都參加了。一週三次，晚飯後就在軍宣隊的總部會議室裡上課。應該說他們學得非常認真。我逐漸忘卻了我是為了這場爭論而開設的英語班，我真的很喜歡這些非常認真、非常用功的學生，這大概是我作為一個教師多年來養成的一種感情。
如果一切照這樣發展下去，也許我們同軍宣隊之間是可以找到一些共同點的。然而，那畢竟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孫澤福的這種態度可能在他們8341軍宣隊內部引起了爭論。從9月中旬左右，我明顯地感到氣氛漸趨緊張。終於有一天，孫澤福派警衛員叫我到他自己的辦公室去。我到了那裡，他卻不在屋裡。桌上放了一份題目大致是外國語學院教改中存在的問題的報告。我並不認為那是秘密檔案，因為我是教改組的副組長，我以為那是一份總結，於是隨手翻閱。出乎我的意料的是，這份檔案旁邊有許多批註，大致說目前教改中的兩種意見分歧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企圖利用教改向毛主席革命路線進攻，抵制毛主席親自派遣的軍宣隊的領導，大肆進行串聯活動，企圖全面復辟外語教學領域的修正主義路線……等等。報告最後部分充滿鬥爭味道說只有發動群眾，把這股復辟的逆流打下去，教改才能按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軌道前進。
多少年來，我每當想起這件事，我都猜測孫澤福是有意把這份報告“忘”在桌上而自己卻出去了，被我“偶然”見到。從後來他的不得志，被替代，直至最後撤離外國語學院之後不久被派遣回山東的一連串對他不公平的處理看，也許當時孫澤福並不真正反對我們的意見。而當他們內部意見分歧尖銳化時，他是故意讓我看到這份他們的內部報告，從而給我一個警告。為此，儘管我從來沒有問過他這些事，但我心裡卻隱隱約約地感覺到孫澤福是個能理解知識分子的好軍人。可惜好人常常沒有好報，他的結局並不好。在他被替代架空之後，聽說他犯了心臟病，很危險。以後就被派回山東一個島上去當了一個駐島部隊的政委。我到外交部的初期接到過他的信，但後來就音訊全無了。
當我看到這個警告之後，我立即意識到我的處境不妙。雖然我有“欽差大臣”的身分，是毛主席派來的，但一旦群眾被“發動”起來，再加上原來兩派的派性，我在這“山高皇帝遠”的沙洋，恐怕就插翅難飛了。我和朋友們商量後決定立即回北京向周總理彙報。
因為當時我所具有的特殊身分，同時這場“反覆闢”的運動還未發動起來，因此當我向軍宣隊提出我要回北京彙報工作時，儘管他們十分不情願放我走，但也無法阻攔。當時的情況下我只能“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不過我的走是為了再回來把教改工作真正落實而不是一走了之！
我是9月30日離開沙洋的，那天有一輛卡車去武漢，我可以搭車。沒有想到就在這一天發生了一件悲劇事件。早飯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