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那三個“西湖”，對於一個政府、一任領導，都是一項抓眼球的形象工程，都是一個顯性的政績專案。人來客往，領導下來吃個茶、聽個曲；朋友過來睡個覺、同樂樂，都是不錯的平臺。但是，對於國計民生，那個年代，沒有旅遊業，沒有為旅遊業主動配套的第三產業，所以，其時，其景觀功能對雞的屁的貢獻，可忽略不計。
一般，我們對於江湖河海的工程，都是從水利的角度去評判其的成敗的，比如都江堰，比如鄭國渠，景觀是副產品，不是主導目標。對於杭州西湖、潁州西湖、惠州西湖三湖而言，三西湖都不具有農田水利的功能。
杭州西湖是聲稱為了保城而疏浚的，是為城市居民服務的，本來就與農業無關；潁州西湖與潁河的大支流泉河相連，泉河是淮河的一級支流沙潁河支流，水量充沛，水流穩定，原是天然湖，在水利上，原有的蓄水防洪功能基本上是自然形成的，非後人人力所為；而惠州西湖它更是與東江緊接，從大局看，它在東江之濱，在珠江三角洲東北端，它南臨南海大亞灣，所以，這裡的水利之務，與惠州西湖也沒什麼大關係。
在交通上，同樣能由對杭州西湖是湖而非河的本質出發看，潁州西湖與惠州西湖它們的蘇堤及各橋，也主要是景觀功能，沒有本質上的大交通物流功能。何況，與杭州西湖比，潁州西湖那麼細長，惠州西湖那麼不規則，這交通問題本就不是蘇軾的工作目的，他刻意是要有水、有船、有船孃、有花船滿目。
其實，王木木知道，除了楊萬里所說的杭州西湖、潁州西湖、惠州西湖三西湖外，中國的三十六個西湖中與蘇軾直接相關的西湖還有雷州西湖。
這雷州西湖就是廣東湛江雷州的羅湖，始建於北宋，後因宋紹聖七年（1101年）蘇軾從惠州貶移簷州，千里跋涉途經雷州，與其貶雷的胞弟蘇轍邂逅，兩人悲喜交加。兄弟擇日遊羅湖泛舟，醉遊山水，戀不思歸，遊罷到湖濱天寧撣寺休憩，遊趣尚濃，“萬山第一”四字就此書就。後，羅湖便因蘇軾的“西湖”情結，也更名為“西湖”了。
看看這些“西湖”，勞民傷財後，功成名就後，蘇軾都在那裡幹了些什麼？
在杭州西湖，蘇軾很是qing色滿西湖的。西湖既成，蘇堤既成，景觀既成，官妓現成，舊好新生，自評“政雖無術，心則在民”，他自己都說自己是於“政”“無術”，所以，粉他的人悠著點吧。
至於蘇軾的“心”“在民”之“民”，並非是“憂國憂民”之“民”，所以，粉他的人別用這個當作盾牌來頂他。編織這面盾牌的“民”不是“工農兵”，也不是“農工商”，而是“仕僧妓”。
蘇軾在杭州的在心之民，主要有三類人：一類是不守本分追逐虛名無意念經的花心和尚；一類是紅唇細眉腰肢苗條臉蛋姣好的漂亮小妞；還有一類就是那些無聊透頂攀附風雅滿嘴仁義道德的文人名士了。
他跟和尚玩，顯得有品位，不在乎塵世俗名；他和小妞泡，顯得風流倜儻，能激發創作熱情，順便消消內火；他文人名士們吹牛，則可以唾沫飛揚的大發牢騷，隨意抨擊時政，灑脫的嘲笑在京城搞變法的那些忙官，也可以表明自己雖然酒照喝妞照泡，仍擋不住心懷天下之壯志，為後世同道、同好追捧。
比如，蘇軾與參廖和尚玩，關於九十二級臺階的打賭；關於脫衣盤坐裝神弄鬼；關於蘇軾“世人不得見”的裸ti上“有黑子若北斗狀”；關於《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關於到廟裡去抱著豬蹄大啃特啃；關於與佛印“日以詩酒為樂”；關於自己的“聞香識女人”；關於新官上任時“營妓皆出境而迎”；關於與營妓做朋友簡訊不斷；關於官妓相陪行樂；關於家蓄“歌舞伎數人”；關於家蓄歌舞伎n陪以“數個搽粉虞候出來答應”；關於《賀新郎》以“劇飲而罷”；關於《江神子？鳳凰山下雨初晴》類豔遇；關於“九尾靈狐，從良任便”與“色藝為一州之最”周生的“慕周南之化，其意雖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請宜不允”；關於“部使者知公頗有才望”都想和他“朝夕聚首”；關於自己的“不勝杯酌”和“疲於應接”；蘇軾在杭州是西湖小酒天天醉，喝傷了身體喝壞了胃，所以他很不客氣地把人間天堂杭州稱之為“酒食地獄”。
在杭州，蘇軾還很荒唐地帶著女人去調戲和尚。杭州的大通禪師，“操行高潔”，並有潔癖，“人非齋沐，不敢登堂”。而蘇軾“一日挾妙妓謁之”。禪師生氣，斥責蘇軾。蘇軾甩手寫了一闋《南柯子》，勸大通禪師“山僧莫皺眉”，“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讓妙妓唱給嚴肅的大通禪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