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她的生活出現了轉折，她的中學同學姚錦新（姚依林的姐姐）介紹她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國際部工作，從此一直幹到退休。她英語和法語都很好，在播音緊急的時候，她可以拿著中文稿，流利地用英語讀出來。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國際部做編輯工作的15年中，她的工作一直受到領導和同事們的讚揚。退休後她還輔導了不少學生進修英語和法語，其中有準備出國交流的知名醫生和工程師，也有準備出國留學的大學生，還有鄰里的小孩子們，她都熱心給予指導。
儘管平時工作很忙，但是下了班或是週末，她只要一逮住空閒，就一定要泡在音樂裡。她的兒子說她只要往鋼琴邊一坐，就什麼事情都可以拋到腦後了，簡直就是“寵辱皆忘”。她在彈琴的時候，就像歡快的小鳥，眼睛也格外明亮，所以彈出的樂符永遠是流暢、動聽的。
但是張芸英畢竟是張家小姐，跟她的大姐一樣，海外細胞要多於中國細胞，對許多社會上的事情經常是看不懂的。
到北京之初，她家沒有保姆，她就得自己拎起籃子上市場買菜。有一次她買了一塊肉，發現是塊帶骨頭的肉。她就問買肉的：“您這肉裡怎麼有骨頭呢？”那買肉的聽了很驚訝，回過神來後，像是對付一個小女孩似的對她說：“沒骨頭，這豬能走路嗎？”引得周圍的人都大笑起來。
張芸英沒詞了。她想，是呀，這肉裡面是應當有骨頭的，因為豬身上的確是長骨頭的呀！但是她記得在上海時，阿姨買回來的肉是沒有骨頭的。其實她沒弄明白，在國外和上海的市場上，如果你說是買“肉”，那的確買的就是“肉”，裡面是沒有骨頭的，因為國外和上海的宰豬方法是按西方的方式宰殺的。如果要買帶骨頭的肉，那便是“排骨”或是“肋條”等。而北京那時還是按中式宰豬法，菜場的售貨員動輒把一條或半條整豬拎上來，往案板上一放，剁到哪裡是哪裡的。所以張芸英想對賣肉的提意見，反倒讓人家給堵回去了。
12。張靜江的十朵金花（8）
還有一次上裁縫鋪做衣服，她看裁縫拿出一張紙樣裁衣服，就說：“我人瘦，要裁得瘦一些，這個紙樣可能不合適我。”那裁縫鋪的人說：“我們這張紙樣傳了三代人了，人人合適，怎麼到您這兒就不合適了呢？”是呀，為什麼到我這兒就不合適了呢？是不是自己有什麼問題呢？但自己的身材的確比一般人瘦些，那怎麼辦呢？沒有辦法，只好不做了吧。
……
諸如此類，張芸英都想不明白。
但是，在別人看來，張芸英也有令人想不明白的地方。她對黨組織的堅信和在住房問題上的固執都讓人家感到奇怪。不要說一般人想不通，就連國家主席宋慶齡也大為迷惑！
全國解放前夕，在百萬大軍即將渡江的時候，她父親預感到情況不妙，從美國打電報來，叫她帶著孩子趕快到美國來，飛機票都為之買好了。她不去，她認為中國人這麼多，人家可以過，我也可以過。如果去美國，肯定要靠父親，但是她絲毫不想靠父親，而一心要自立。其父在美國去世後，後母朱逸民幾次寄錢來，她都向組織彙報了，在一次思想小結中，還表示要把這些錢上交給組織部門。7
她跟她大姐一樣，與宋慶齡一直保持著私人交往，並且相信共產黨的辦法是正確的。她們不大見面，但是常常通訊。1960年代初，宋慶齡住進了北京後海原先的醇親王府，她們通訊更頻繁了。她們的信不是從郵局走的，而是由宋慶齡的保姆李玉娥來回傳遞。有一段時間她們每週一信。李玉娥手提一個小籃子，裡面放著信和一些好吃的食品，有時還有宋慶齡畫的畫。回去的時候就帶去張芸英寫給宋的信，或是她親手做的小點心。
按說，你有宋慶齡這麼個大後臺，又是統戰物件，諸如工作問題、房子問題、兒子落實政策問題等等，什麼問題不好解決呀？在老百姓看來的難題，以她的身份，理應都是很容易解決的。但是她就是有“路”而不走，這就令人看不懂。
她在廣播電臺國際部的工作是同學姚錦新給介紹的。而房子，開始是借私人的，後來住在兒子家裡。只有當兒子下放，她沒地方住了的時候，才向組織提出了住房要求。這事被宋慶齡知道了，宋慶齡當然很著急，要求有關部門給予解決。宋一過問，事情就很快有了答覆，決定分配給她一套三居室住房。
這不是很好嗎？要是別人，高興還來不及呢。可是張芸英不要三間，只要兩間，堅持要把另一間分配給其他同事，她願意跟人家合用灶間和衛生間。別人勸她不要犯傻，趕快拿下來。她不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