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力度的加大，孩子的成本/效用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此，透過對孩子成本/效用科學估算的社會調查和定量分析，瞭解社會轉型期驅動家庭生育行為的經濟、社會、心理等多元影響因素，對於孩子經濟成本/效用的全面評估以及提升孩子的數量成本和質量替代效用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二、研究設計和資料來源
本研究的特點一是將直接經濟成本專案擴大到租房、買房、結婚儲備以及近年日增的資訊、通訊、保險乃至嬰兒滿月酒和子女過生日等費用，並進一步估算他人贈送/資助、學校免費等付出，以更為全面、準確地估運算元女撫育所需費用，細緻描繪經濟成本的結構。二是考慮到上海16歲的孩子大多尚在高一、二就學，不僅需要父母提供撫養、教育費用（近年來教育費急劇上升，大專及以上的升學率也漸增），而且由於市場經濟轉型中職業流動和不穩定性遞增，一些子女從學校畢業後未必及時找到工作，或在職業流動過程中常待業、失業或創業失敗甚至破產，家長既要供子女吃穿用，還要操心子女的婚事、結婚費用，有的還要提供給子女開業基金、婚房首付等，本研究將對0…30歲未婚子女的經濟成本進行調查。三是除了直接經濟成本外，我們還將估算父母生養孩子而影響自身發展或減少收 入等間接的經濟損失。
為保證問卷資料的可靠性，本研究採取由調查員入戶對父母和30歲以下不在讀的未婚子女進行分別訪問，而不是以發放問卷並回收的方法收集資料。詢問方式以封閉式與開放式相結合，並透過召開多個座談會和深入訪談拓展資料的深度。
由於受上海市徐彙區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委託，調查樣本均來自該區。為滿足對不同階段、性別、年齡的子女以及不同層次父母統計分析的需要，調查樣本的抽取採取分層多階段機率抽樣與配額相結合的方法。我們首先從該區12個街道中隨機抽出6個街道，然後在該6個街道198個居/村委會中，隨機抽取居/村委會共36個，再依次列出孩子出生年不同的物件總數，在各居委會隨機選出7種型別（哺乳期、幼托期、小學、初中、高中、大專及以上、未婚不在讀）的樣本各3…4個。由於實際居住人口與戶籍人口不盡一致，加上會遇到一些無法接受或拒絕訪問者，因此，按比例多選了備用樣本。被選家庭中必須有2004年前出生的30歲及以下的未婚子女，共調查成功746戶，其中子女處於哺乳期、幼托期、小學、初中、高中、大專及以上和未婚不在讀7個階段的分別有100個樣本以上。
由於男性更多地拒絕訪問，調查成功的女性略多些，佔；被訪父母的年齡在24…76歲，均值為歲；教育程度以高中為最多，平均受教育年；年平均收入為34130元；的物件為初婚，3％是再婚，離婚和喪偶的僅佔4％；的被訪僅生育一個子女。
三、研究結果
（一）孩子經濟成本的特徵及其轉型期的變化
按照以往的研究，1986年北京城鄉0…16歲未成年人口的家庭投資分別為17 046元和10 520元（馮立天等，1987）。1995年陝西咸陽農村地區0…16歲孩子的經濟成本在3萬元左右（朱楚珠等，1996），廈門市0…16歲孩子的撫養費總計為119 829元，其中教育費為17 573元，佔總費用的（葉文振，1998）。近年來撫養孩子的經濟成本迅速增長並呈結構性變化。
附（2）
1、孕產期的直接和間接成本差異較大
據104位2000年7月後生育孩子的被訪估算，自妻子懷孕到生育期間，戶均共花費13 000元。其中住院生育費為最高，人均近5 000元，其次是營養費和孕產期檢查費，人均都在3 000元左右。但從較高的標準差來看，不同家庭的差異仍較大，比如，住院生育費的標準差為±31 300元，最低僅1 000元，最高則達20 000元；懷孕/生育期營養費的標準差高達±37 200元，最低為0，最高達20 000元（見表1）。
由於61％的妻子享受醫療和孕產福利保障/生育保險（人均約為2 100元±2 300元，最高達10 800元），因此，實際上家庭支付的各項孕產期費用人均11 000元左右。此外，孕育孩子的間接經濟成本也不可低估，正在哺乳期的母親自懷孕以來因請假、產假或退職等的間接經濟損失人均為10 800元（其中最高達15萬元），丈夫的間接損失為人均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