臥千棘，直至今日，風雨過後，彩虹綺麗。
李老先後足及全世界600多座城市，僅紐約就有8次，東京就有11次；李老在全球作過3600多次演講；經他手編撰的書籍就有100多種。其中一本《塑美的心靈》發行量達到650萬冊，在大陸銷售佔全國之最。在大陸出版得過獎，在臺灣出版同樣獲大獎。李老專門有一個藏書庫，藏有3萬餘冊經典書籍。另有一個藏信齋，收藏了13萬封來信。李老說：“每一封信都是一顆摯熱的心，我不捨得扔，尤其是這些信中還包括冰心、賀敬之、郭沫若，張海迪等人的來信……”李老現在有六十七個頭銜，被收錄到百餘種世界名人大全中，對此，李老卻莫然處之。
當我們問及李老對中國教育問題的感悟時，李老講了五點：首先，人們在思考問題的時候，通常是用左腦，而忽略了右腦的重要作用。透過研究表明，人們用右腦去儲存資訊的能量大於左腦儲存資訊能量的十萬倍。
其次，人要有智商，更要有情商。屈原之所以作《離騷》，源於親隨皇帝左右，有見而感，有感而發，歸根結底在於他擁有了充滿激情的聰穎，擁有了情商。
司馬遷的父親是老太史令，才思敏捷，學腑深淵，但我們對老太史令不甚瞭解。原因何在，就在於老太史令沒有司馬遷那種感情，沒有他那種情商。司馬遷出於宮刑，生殖器官被破壞，出門走路，熱汗淋漓。在這種情形下，他奮發圖強，救民之所急，響民之所應，最後，終於寫下了五十三萬字的《史記》。同樣，我們作事情最重要的不在於智商，而是在於情商，正所謂態度第一位，能力第二位。
再者，人既具有抽象思維，又具有形象思維，而常人由於見解的偏頗往往只注重抽象思維。李燕傑老師在德國漢堡講學時曾經歷這樣一個故事：一天晚上，幾個德國人請李老吃飯。酒席宴間問及李老為什麼德國人諾貝爾獎得的多，李老一時難以作答，便順勢將問題推給對方。德國人說道：“我們之所以諾貝爾獎得的多，是因為我們德國音樂家多；為什麼音樂家多，因為詩人多，從貝多芬到海涅等等眾人，不勝列舉；為什麼詩人多，因為哲學家多；為什麼哲學家多，因為教育家多。教育是國之根本，只有教育家多才能創造出更多的奇蹟。”李老頓悟其中奧妙：不懂音樂、詩歌、沒有一些美學觀點，沒有形象思維，就談不上靈感與創造。
小的時候，李燕傑與梅蘭芳老師共同相處了兩個月，當時覺得堂堂一個男人，總是裝扮一個女人，感覺寡味。後來，悔之莫及，因為有這麼好的機會卻一直沒有細細品味梅老藝術構想以及他的形象思維技能。
第四，研究教育要注重從靜態到動態。別人在教課時害怕學生活躍混亂，而李老在授課時不僅不怕，反而希望他們能夠活躍，越熱鬧越能證明孩子們的聰明，在動中專注，在動中育情。
一次，一位與李老熟識多年的小學校長硬是要李老為他的學生授課，李老聽後不悅，認為大學教授怎能屈身教授小學生。最後這位校長用激降法對李老說：“我今天就是想考驗考驗李老你，看看你這位大學教授到底能不能教小學生。”李老笑著說：“北京人不吃蔥，不吃蒜，不吃薑，本人是又吃蔥，既吃蒜，也吃薑。我今年雖已七十多歲，老年人的優點沒有長，但青年人的缺點至今尚存許多。”於是，李老興然應允。那次上課，教室前邊坐了三十多個七八歲的孩子，教室後面坐的全都是孩子們的家長。整堂課氣氛活躍，笑聲朗朗。用李老的話說：“男孩子打藍球，女生圍的越多，投中的就越多。”透過這堂課，老李注重提高了孩子們的感受力，強化了他們的記憶力，更形成了孩子們的判斷力、聯想力、創造力。下課後，家長們領著自己的孩子一起給李老鞠躬，“我的孩子就交給李老師您了！”
第十二章 用語言築就靈魂大廈的人（2）
第五點，在認知問題上有已知與未知之別。中國人的授課方式往往是給學生已知的東西，並不注重給予學生未知問題的思索能力。從前的社會看過去，工業社會看今朝，那麼資訊社會呢？看的是遙遠的未來嗎？不，看的是後天、明天，甚至是須臾片刻之後，所以要讓孩子們掌握解決未知問題的能力是至關重要的。
“李燕傑的嘴是共產黨用黃金鑄就的”——美國友人如是說幾年前，李燕傑老師作為中央代表團的一員到美國給留學生們介紹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新景象，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當他講到留美學生要熱愛社會主義新中國時，幾個年青學生出於逆反心理，抬腿就走。現場，上百名留學生都在注視李老的舉動，李老當時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