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與現實脫節，而朝廷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
平安朝產生華麗的古代文學，對世界文學作出貢獻。例如，1004年左右，宮廷仕女紫式部寫下世界第一部長篇小說《源氏物語》（源氏王子的故事）。全書超過一千頁，字裡行間透露出絕等優雅的宮廷生活：
三月廿餘日，春之殿裡的情形，花色花香似較往年為盛，鳥音婉轉，也顯得格外悅耳動聽，真叫人奇怪：難道這裡的春天還不過去嗎？園中假山的樹叢啦，池中的小島啦，還有那蒼翠的苔痕等等，若只是遠眺，怕不足以滿足年輕人，遂令人急急備妥早先已修造好的唐式小船。當其下水之日，特召來雅樂隊，使鳴奏舟歌。親王公卿，前來參觀者甚眾。
王子們與朝臣們沒多少其他事可做。到了這一階段，朝廷已失去其真正的政府功能，反而忙於業餘愛好。貴族們辯論花卉或貝殼的價值，或沿小型水道漂酒杯給對方，或作雅詩。他們的注意力不集中於國務，而集中於正確的禮節、適當的服飾和完美的語句。
同時，現實世界裡地方武士愈來愈強大，在中央政府逐漸失去權力時，他們的權力則逐日增加。
權力結構變化背後的一個主因，是私有莊園的持續增加。至10世紀，班田制已停止實施，而至本時代末期全國土地約半數由私人擁有。這些私有莊園大都免納稅，這意味著政府稅收大為減少。
私有地可以由包括購買在內的若干方式獲得，但最重要的方式是墾荒。實際上，有勢力的家族因為開闢荒地而更加強大，因為通常只有他們才擁有獲得工具與僱用必要勞工的資金。甚至那些設法以墾地方式獲得土地的小地主，往往把土地捐獻給能保護他們的有勢力的家族。
我們有必要謹慎使用“有勢力的”（powerful）這一詞語，因為在日本長久以來名義上的權力（權威）與實權之間有區別。首都的大貴族家庭可能有足夠財富與“權力”動員資源墾地，但這不意味著他們有實權維持土地的實際控制。實權較有可能由地方小貴族擁有，諸如那些被任命管理莊園的莊官。
地方大莊園的擁有者在朝廷，很少去莊園。莊園實際控制掌握在莊官手中，這種不在地主製成為標準常規，愈至後期愈是如此。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乃是地方武士興起與中央貴族沒落的另一個原因。
甚至朝廷任命的國司（地方首長）也派心腹到地方去，代替他們出任國司。如此，朝廷愈來愈與地方事務疏離，而中央對人民與土地的控制就更加削弱。
情況不單純是朝廷相對於地方逐漸失去權力。在朝廷內部，天皇也失去他的大部分權力。這有兩個主要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攝政的起用。在平安時代大部分時期裡，控制朝廷、非常有影響力的藤原家族，把攝政制帶至極端。藤原家族慣常把女兒嫁給皇室，獲得外戚地位。然後，858年，藤原良房（804～872）安排他的7歲外孫即位，隨即自稱攝政。儘管皇室偶爾反抗，藤原氏出任攝政的常規在良房之後仍舊繼續，直到11世紀晚期。天皇的母親大都是藤原氏。藤原家族的一個著名成員，藤原道長（966～1028）有四個女兒嫁給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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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朝廷興亡（2）
第二個原因是天皇遜位早。和藤原攝政所使用的戰術一樣，年少者被扶持即位，但天皇不是被攝政操縱，而是被太上皇操縱。這被稱為“院政”，在較早時期偶爾出現，但從11世紀晚期起很常見。太上皇利用院政，對抗藤原家族對朝廷的控制，例如白河太上皇（1053～1129，1073～1087在位）。
攝政與院政的實施，加上其他許多權力角逐與宮廷傾軋，不可避免地對中央政府的凝聚力與威信造成傷害，並且進一步削弱中央對國家的控制。
朝廷與中央政府衰微的同時，對中國事物的興趣也跟著衰微。在本時代下半期開始很久後，對於男性貴族，漢文流利仍是地位的象徵，但到本時代末期，漢文已屬於古典教育。當時的日本人想到中國時，他們想到的是以前的中國，不是同時代的中國。當時，中國也處於朝代衰微期，唐朝已於906年滅亡。遣唐使已於9世紀停止派遣，此後幾百年日本不再派使節團赴中國。有學者認為，日本在這階段已沒什麼好向中國學習了。
當中國影響力衰退時，國風文化更清楚地浮現出來。漢字被改為假名文字，這得歸功於貴族婦女，因為男貴族不希望她們用漢文寫作。和風繪畫出現。和風詩歌也出現了，相對於華麗、豐富的漢詩